同股同权同价模式解决国有股流通

解决国有股流通的问题 (实际上包括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两部分 ,以下同 )必将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一次深刻的变革 ,将对证券市场产生极其深远影响。我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出了同股同权同价的定价模式 ,选取了几个典型的样本进行了处理 ,计算了全面流通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并与净资产的定价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吗？

内容提要：章晓霞和吴冲锋（管理评论, 2006年第10期）以及李金等（管理评论,2007年第3期）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假说,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从模型设定、衡量偏误、内生性偏误等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现金流和Tobin’s Q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上述两篇文章的估计结果有偏。在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合理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偏误后,融资约束公司表现出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而非融资约束公司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因此,本文结果支持融资约束假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     

现代金融学噪音交易理论文献综述

噪音交易的形成机理一直是现代金融学分歧的焦点.本文从信息本质与信息处理过程入手,讨论由投资者认知偏差导致的噪音交易,基于信息认知偏差的状况把噪音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以外生的信息质量缺陷为基础的噪音交易;因代理行为而产生的噪音交易;以操纵市场为目的而进行的噪音交易,分析了不同类型噪音交易的形成机理,对现代金融学的噪音交易理论进行了全面综述.     

现代金融学理论的疏漏与分歧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反映可获得的信息。传统金融学的绝大多数研究领域,尤其是证券分析理论,都是在这一学说及其应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理论受到了空前的质疑,首先是来自噪音学派关于交易成本的批评,随后是来自行为金融学关于有限套利和噪音交易等更为严厉的质疑。本文从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分歧入手,讨论资产价格决定因素的不同解释,分析了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的关系,认为有效市场理论与行为金融学两者本是同一理论体系的两个方面,相互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相互排斥。     

通货膨胀跨境传染机制

基于增强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以主要发达国家(G7)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BRIC)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的跨国境传染路径及其传导机制。结论表明:1)通货膨胀在国家间交互影响,存在明显的跨境传染特征;2)通货膨胀跨境传染路径具有多样性特征,物价水平在不同国家间不仅限于单纯价格层面的直接影响,同时还表现为外部价格调整对本国经济变量的冲击间接影响本国价格体系;3)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价格波动的影响,通货膨胀主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进行跨境传染,发达国家受外部价格传染的特征更加明显。总之,当前经济环境下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问题,各国央行在抗击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政策的协同性必须加强。     

中国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市场国债收益率的统计特征,并采用Vasicek模型对其进行动态检验的基础上,将状态变量的变动过程分别设定为AR(1)、AR(2)、ARMA(1,1)以及随机游走四种方式,比较上述四种变动方式的拟合效果与Vasicek模型的拟合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将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率、M2增长率的自然对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化率(PPI)以及城镇居民失业率等4个状态变量的变动方式设定为AR(1)过程的修正Vasicek模型,无论是对国债收益率数据的拟合还是预测效果都显著优于Vasicek模型,说明基于AR(1)过程的修正Vasicek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中国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特征.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

选取中国1961—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各产业附加值,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关系,而是通过产业结构使两者发生相互影响,表明中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而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即高增长通常必然伴随高排放,但产业结构调整会使这种影响关系变得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同样能够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在控制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减排承诺目标的关键策略选择。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碳金融交易机制的助推——基于欧盟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沿袭了"先污染,再治理"的粗放型模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传统重工业产业,而过度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必然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欧盟作为世界上碳金融交易机制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验数据表明碳金融交易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发现功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碳金融交易机制可以较好地利用市场手段引导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并最终影响社会的产业结构布局。因此,尽早构建完善的碳金融交易机制,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实现中国2010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减排承诺。     

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机制: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作为最成功的经验模型之一,Nelson-Siegel族模型被认为能够更好地拟合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特征,并成功地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已有的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Nelson-Siegel族模型中水平和斜率因子的变化,却无法很好地解释曲度因子的变化特征。本文基于Nelson-Siegel族模型对中国国债收益率数据进行拟合,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对三类潜在因子的影响,实证判别曲度因子具有的"椭圆"形内生周期性特征,并给出其形成机理的经济学猜想,认为经济变量的时变特征是外生冲击和内生性逻辑两种成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Nelson-Siegel族模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模型的潜在因子恰好能够刻画利率期限结构关于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预期及其自身的内生周期性特征,其中水平和斜率因子刻画了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外部冲击,即人们基于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预期成分,而曲度因子则反映了利率期限结构自身变化的内生性逻辑,即"椭圆"形的周期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