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

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此一问题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在梳理此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历史意识概念,以期阐发荀子先王、后王之说所可能蕴含的意义。文章着重分析了荀子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法不同等言说所包含的可能解释,认为先王、后王之争的本质乃在于如何保存先王之道。     

本体与存在的阐释——杨国荣教授《心学之思》评价

以方法意识取代门户意识或某种一厢情愿的态度,已逐渐成为人们重新诠释传统的有效途径之一。本世纪以来,解释学的学者们藉此大历史、大尺度的形而上学化的哲学思维,为进一步澄明各种历史观念的内涵和意义提供了某种分析方法。而借重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加以新的哲学阐释,使之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深层次的比较与对话,正成为当下新一代中国哲学的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要站在学无中西的居高之域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新的检视和解读,无疑必须具备某种先决条件:开阔的胸襟,世界的眼光,以及对中西哲学精神的畅达的了解等等。我们高兴地看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杨国荣教授的新著《心学之恩——王阳明哲学的阐释》,正恰当地体现了这种尝试和追求。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伦理特质

就其本性而论,人类思想在历史进程的舞台上无非扮演二个角色:要么是秩序的维护者,要么是秩序的破坏者。然而,从终极意义上看,研究经由精湛锤炼过的思想对现实历史的影响,归根到底要看它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生概念的内涵和结构,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和组织秩序。 倘若不带偏见,我们就似乎应该肯定,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惊人进步和财富与福利的迅速增长,古典经济学家的贡献厥功至伟。他们以独到的胆识和气魄摧毁了资本主义前夕的心理状态,把人们驱赶到充满竞争、活力和诱惑力的商品市场上去,为现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东方朔尽管从哲学发展的纵深角度上看，二十世纪正如怀特（Ｗｈｉｔ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然而，面对社会伦理思潮所展示的内容，西方文化的诊断者们却不无优心地认定，二十世纪乃是一个充满怀疑、焦虑和虚无的世...     

“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胡宏哲学的一种了解

作为南宋前期湖湘学派的著名学者,胡宏哲学的问题意识乃直接有见于杨时、谢良佐之学日益趋向于对内在主观意识之体悟和直觉而来,故而如何从体用兼赅的意义上理解儒学之大本达道,成为胡宏思考问题的核心.胡宏言万物皆备,言即物求道,及其言心性情欲之关系皆在此深沉的寄心.然而,由于胡宏对心、性问题的特殊了解,他所苦心构作的心性论在理论的逻辑上不期竟导致到松动儒家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以至湖湘学最后被朱子学所掩盖.     

试论道德领域中的自由与必然

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关系在伦理学中占有根本的,全局性的地位。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指导,深入探讨道德领域中的必然和自由的辩证关系,展开它特殊的丰富内涵,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德性论与儒家伦理

一　　生活在当代市场社会的境况中 ,人们会发现 ,那种当年还属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道德观念的“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如今已渐渐地获得了人们道德心理上的认可 ,至少它已不像以往那样令人们反感。它似乎在说 ,一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他人的情况究竟如何 ,那纯粹是他人的事。而这种所谓“纯粹是他人的事”大体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他人的权利自有他人相应的义务 ,别人无需操心 ;一是作为独立的个人 ,我们不能因为要管他人瓦上霜之事 ,而不惜侵犯他人的权利 (俗语中常说的“瞎操心”)。换言之 ,即便我们有好…     

刘宗周《人谱》的道德精神世界——杜维明教授访谈

本文以访谈形式阐述了杜维明教授对刘宗周《人谱》的学术见解 :1 .《人谱》的理论背景是对人的存在和存在条件的理解 ;2 .其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是一种道德史观、鉴戒式的历史思维 ,对清代史学有深刻影响 ;3.其以体验和体知、由独体的超越内在的性格展现了道德精神现象的世界     

全球化与儒家文化:一点反省

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来寻求儒家文化的复兴?对此问题相信许多学者都有过认真的思考。事实上,几年前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便包含了上述问题。本文无意就此问题再翻阵说,只想再次援引劳先生的观念指出,对于今日儒家文化的复兴而言,"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已经给定的事实,此事实又必涵有其自身之理,而此"事"此"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今日我们寻求儒学复兴的一切主观自觉之努力的限制,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难免会陷入片面的民族情感的牵绊之中,或落入对存有历史的空想。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关怀

将追求财富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看作是两难相容的生活目标，体现了人类古代世界的某些共同特征。近代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使经济学逐渐脱离伦理学的束缚。19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初以来，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中逐渐摈弃了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的思考，主要精力放在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实证性解释，他们寻求的是效率，讲求的是“投入一产出分析”。这使得人生的意义丧失在“效率”的迷宫之中，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好的生活”与“生活得好”始终是人类生命和生活世界中难以割舍的两面。要追求经济发展中的人本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