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

将历史知识向整个社会普及,在当前尤其必要。普及历史知识的宗旨,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使读者的认识范围在时间上延展、在空间上扩大,促进人们心怀的宽阔、眼界的恢宏、意念的彻悟、智慧的升华。历史知识的普及中,需要恪守记史求真的规范,并将之作为首要的根本原则。还必须全面叙史,避免偏失,即将不同侧面的史实不加隐瞒地予以叙述,不能剥夺群众对完整历史的知情权。普及性的史书应当汲取学术上的新发现、新成果与新观点,将历史知识的传播立足于学术进展的前沿位置,同时兼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单以流行的说法为据。贯彻这些原则,需要史学界承担此责,继承前人的成果,着手组织新一代普及性史书的撰写。     

《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当时最为牵动全国的官方文化活动。其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促成了蓬勃发展局面，修志数量超过后来的乾嘉时期。而培育起地方官、士绅对修志的责任感、主动精神及学者的注重，则成为整个清代修志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对方志性质、义例、撰修方法等等的探讨也广泛兴起，为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大事，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历史学的发展,受多种社会的、学术的因素所制约或推动,史学批评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术文化事业的社会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性的史学专业队伍趋于扩大,历史著作的出版和在报刊发表,成为多数人直接的撰述宗旨,史学认识传播和交流的速度、范围都远远超越古代.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中国相当成熟的传统史学与政治历史观,传入社会发展尚属早期的日本,经其作出一定改造之后,对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起到导引路向、改铸结构的作用.日本史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的,其早期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无不明显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古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面貌,实际是在中国儒学历史观和正统论影响下形成的,但却被用为日本优越于中国的根据;在“大一统”观念和“华夷”思想上,日本同样在接受中国理念时有所改造,造成同源文化之间相异之处的纠结.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对此予以探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