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民族复兴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都和其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崛起相伴而生、相随而行,成为这个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软实力。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繁荣是一个国家冉冉升起、锐意进取的标志,同样也会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软实力的深层根基以及文化持久繁荣、持续发展的生命力都在于不断创新。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文化创新会导致新文化的传播,在引领时代的整体发展之前,首先彰显的是本地的文化实力和本地的文化水平,形成了软实力;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文化创新意味着文化引领,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文化的整体繁荣,另一方面会形成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有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文化创新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核心在于社会的总体支持和文化群体的独立思想。当前,中国的硬实力正在逐渐增强,文化的创新是引领人民思想信念、价值追求的关键。中国需要建设和发展良好的文化环境,培育创新文化的形成。     

国家观念的重塑与国际法治的可能

国际法治的纽结在于指引和约束国家的行为,与之紧密相连但又具有独立意义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清晰地界定国家利益。为了解决这对关键的问题,需要树立和深化人本主义、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构建和巩固国际制度。在这些方面,不仅需要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理论界、知识分子的倡导和贡献。     

现代化强国的涉外法治

中国推动涉外法治的决策是现代化强国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用法治的一系列实践,雄辩地说明了法治格局对于国家壮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法治格局的域外延伸,为国家提供了持续、稳定、健康走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当中国在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之时,就特别需要关注和强调法治,积极推进涉外工作的法治化。中国的涉外法治应当采取的立场,既包括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斗争范式,也包括倡导共同价值、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范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法职业共同体有必要深入探讨能够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顺利前进的适当模式,从而推进法治中国的不断提升,促进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维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探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指向是国家的独立与平等。从该原则体系出现之时,就代表了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务实态度,代表了中国对于国际法的现实主义立场。借鉴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认为,国家的需求也是分层次的,而对于独立与和平共处的需求最为关键,是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际主义理念,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格局形成了很多宏远设想.在经典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理论实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目标并努力实施.随着革命探索逐渐深入并取得成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逐渐走向推进友好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追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面对逆全球化的环境,强调国际法治的崇高地位.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认知日益清晰.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治理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在中国规划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需要从工作认知的角度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法职位与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相对接.与此同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高层次、高水平要求,以更具问题导向的思维提升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权利发展与制度变革

传统的权利理论不足以对权利发展进行可靠的证明,而将权利解释为社会可供资源与人的内在需求的契合,不仅能说明权利的产生,也可以阐释权利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权利产生与发展的解读就须以制度作为必要条件。在现实中,WTO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措施可以作为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相协调的例证;欧盟的区域政策可以作为发展权利在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及农业之间协调的例证;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则是社会公益与个人自由协调的例证。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制度来维护和实现权利,是权利运行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去全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之再省思

金融危机导致的去全球化浪潮广泛蔓延,对自由主义理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个人本位、自由至上、道德多元和普遍主义的思想话语,需要从中国立场进行审视.在当前全球经济困境中,对于自由主义既不能盲从,也不可一味拒斥;既要承认其积极意义,又要洞悉其局限性.通过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在跨文化交流和创新的基础上探索世界和谐发展的新范式.     

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

文化的繁荣与民族的崛起是一个多元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文化的真正持久繁荣,灵魂和基础在于文化自觉、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突破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便是从决策层高度对该问题做出的应对与指导。要解决这一社会历史问题,必须从当下国内外思想纷争的现实出发,紧紧围绕文化自觉,梳理清楚其历史脉络,夯实文化创新的前提,实现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建。为此,本刊特组专题论文,展开讨论,以期对推动当代中国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