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三农"问题是历史原因、国际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上来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既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它也是推动"三农"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的必要之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方面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政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还要为"三农"的发展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以人为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政府支出的偏好选择。城市政府支出政治要回答的是谁在城市化过程中获益的问题。中国城市政府支出偏差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还呈现出空间偏差。但这种偏差在民生标识下不断被修正正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的复杂性是城市政府复杂性的呈现。作为一个复合体,城市政府具有"地方国家"、"地方政府"、"科层组织"等三个维度,其在不同维度中扮演不同制度角色并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不同的目标;在这一多元目标体系中,城市政府的支出偏好被"为晋升"所支配,并引发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矛盾。城市在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集聚由政府提供集体消费品(城市公共服务)的集合体。为了规避未来中国城镇化风险,城市政府支出必须转变为"为市民而支出",并在治理模式上逐步完成"以官治官"到"以民治官"的制度转型。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社会学角度思考消费的相关问题

消费已对人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挟制，处于异质性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炫耀性的消费方式来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感，抑或努力步入消费的高端，以达成某种与他人之间的区分，但人们却始终落在“消费时尚”的后面。而另一方面，消费渐渐达成了一种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以各种新奇的形式吸引人们去追求消费带来的感官享受，从而渐渐丧失了自身所习得的能力。消费扮演着一种引领的作用，使私人领域也渐渐在丧失着自主性，为消费社会的种种符号所侵蚀。     

政府与公众理想关系模式的构建——在行政民主条件下的讨论

在行政民主的条件下 ,重新认识和确立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已成为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重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在改革之前的政府与公众模式可以概括为管制模式 ,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这一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在新的制度环境下 ,我国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协调和控制 ,又能充分保证公众独立性与自制性的模式 ,也即平衡模式。     

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

从集体消费研究当今城市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是新都市社会学的立场之一。集体消费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生产社会化与劳动剩余价值私有化矛盾的产物,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还取决于获得集体消费品的途径和能力,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政治逻辑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消费领域的干预使日常生活领域政治化,消费成为城市政治动员的基础,围绕着集体消费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城市社会运动。     

社区建设运动中的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权威重建

本文对当前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权威重建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家在后单位制时期通过“组织边界扩大化”与“组织去法团化”所实现的权威重构。论文指出:虽然单位制对于街区的影响已经渐趋减弱,但通过其代理者以及其代理身份的权威重建,国家依然可以将其力量渗透到街区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这种渗透正体现出与原有国家权力对街区进行“直接干预”所不一样的逻辑。这些看似相悖变化,实际上说明了当前中国特殊情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在街区发生实质变化的长期性。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