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璟传奇的改编技巧

沈璟的传奇作品大多改编自史传、小说,作者在改编的过程中,抓住戏曲作品的特征,场面冷热结合,删去多余情节,有时又另起炉灶,添加副线,使剧情沿着两条线索发展,既场面冷热平均,又能改变、升华原来作品的主题,从中达到改编的目的。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从“西方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与确立的世纪历程

20世纪中国人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浓缩着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的历史。“五四”一代面对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 ,以为“西方化”是世界之潮流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构想和实践终结了晚清以来的体用之争 ,但毛泽东后来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别强调 ,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灾难 ,毛泽东后期的“四个现代化”理想还较多地停留在技术、物质的层面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纳入到现代化的内容中 ,勾勒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国家发展理论趋于成熟。处于后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中国 ,在 2 1世纪则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 ,又要不忽略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以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理解日常生活世界：与中学生谈学习方法

中学生所学习的各种知识 ,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原型 ,从日常生活中理解知识是一条好的学习方法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城市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思考

当前,在城市经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误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城市建设与管理传统体制、机制的制约。本文提出树立科学的城市经营理念,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经营,建立科学的城市政府经营管理体制。     

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

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问题的提出,始终与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之类的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有自己的哲学方式.在创写中国哲学史及其哲学学科范式创新要求的背后,潜伏着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卑心态.中国哲学的创新及其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个自然发生与客观选择的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历史性,不能被人为设定.人为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实际上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过早确立哲学学科范式反倒不利于哲学创新.应该在哲学发展中解决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问题.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存在论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存在之体,其成熟与完备必须依赖于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和中国国家力量的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