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土地等自然资源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过程中最普遍的限制性因素。因此,自然资源禀赋不能被看做是既定的因素而忽视其作用。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之一。农业自然资源匮乏对中国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有着很强的制约作用,进而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进程。在自然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策略是加快农业技术创新,实现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方式,着重扩大农户外部经营规模;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发展生态农业,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损害竞争力吗?——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扭转环境退化需要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消除环境外部性。然而许多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担心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进而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对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短期的,而其预期收益则是巨大的、长期的。文章最后对改进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提出了建议。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评EKC曲线假说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许多学者曾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实证研究的结果非常不一致,环境质量除了受经济规模的影响外,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因素也会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的影响。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人类可以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享受良好的环境质量。     

产权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出来,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了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过去那种把改革重点放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上(绝对公有或绝对私有)的传统思路很难使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走出困境。目前我国土地产权结构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在政府、集体和农户之间分割配置不合理;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难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从抽象地规定土地所有制转向具体地分割和配置农村土地产权,设计最优的产权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第一,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分割。即确立国家和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并在它们之间详细分割土地产权,明确"所有者保留的产权束"和"使用者可获得的产权束"。第二,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流转。即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停止农村土地不定期的行政性调整方式,建立起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常态化的流转制度和机制。第三,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交易。即在明确土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国家对土地的总体规划和调控目标,实现城乡之间、农用地与非农用地之间市场化的土地产权交易,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第四,促进农村土地的产权组合。即在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土地产权的组合,重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21世纪中国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绿色发展就是在保障自然资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造资本代替环境和自然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逐步向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在实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中国21世纪面临着人口持续增长、高消费模式兴起、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向重型化转变、城市化快速提高等方面的挑战。但同时,市场机制的建立、对外开放扩大、环保意识的增强、知识经济的兴起,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机遇。具体应做到:一是进行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二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三是发展绿色制造模式和生态工业园;四是设计有效的政策组合。以迎接21世纪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生育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及其管理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由于多育子女可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入、养老保障、心理慰藉、婚姻生活等多方面的效用 ,而其对环境资源、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等成本主要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个人家庭可以从多育子女中获取较多的收益 ,而由社会承担大部分成本。因此 ,个人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 ,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选择多育 ,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带来严重的人口危机。文章认为制度是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要改变人们的多育行为 ,关键是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施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改变人们预期的收益和行为 ,培育家庭生育的自我约束机制 ,从根本上减少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求 ,从而降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成本 ,保证政策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