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科举中辞赋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的科举考试大抵为八股文．辞赋也占一席之地，以士子一生所经历的考试计，从为取得读书人资格的童生县试到已成三品翰林时的大考，都有辞赋内容．甚至比八股文伴随他们的时间还要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辞赋在清代科举中有何地位和作用？辞赋取士对清代赋学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意欲回答的问题。明代的最后一场会试在１６４３年（崇祯十六年），清代的第一场会试在１６４６年（顺治二年）．中间恰好三年。为了不让因战乱未赶上这一年考试者再等三年，同时为策动未归地区的生员、举人投诚，１６４７年又行会试。考试内容，虽然礼部有…     

朝鲜许兰雪轩诗与明清中国女性文学--以徐媛诗歌创作为中心

公元1598~1606年,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诗流传中国,也是明代最重要的女诗人徐媛诗名崛起的时期。徐媛的诗名鹊起,是她20余年学诗、悟诗的结果。然种种迹象表明,她也从许兰雪轩诗中获得启发。中朝女诗人基于相同的"宗唐"诗风、不同的诗学情境和文学个性却殊途同归地走向学习李贺诗的道路,留下了辨识度甚高而又各有特色的长吉体诗。许兰雪轩在明清人构建的女性诗史中占据重要位置。许兰雪轩和徐媛的诗歌交集呈现了中朝文化多向的交流和互动。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心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发生在常熟的祝赵房产纠纷导致丹阳教谕祝化雍自杀事件,为我们在纠纷社会史的框架中讨论文书、书籍、印刷与社会等级、社会秩序、社会行动、公众意见以及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祝化雍通过读书,跻身明朝官员行列,但其奴仆身世,使其在地方公共生活中备受嘲笑,邻居赵士锦利用明朝法律的灰色地带和社会根深蒂固的身份观念与之争产.祝赵争产过程是一场逼立文书和拒立文书间的博弈,赵士锦始终想获得对方亲笔签署的房产文书,以此确立两者关系的新秩序.祝化雍则用逼立文书的纸笔写下自己的宁死不屈和令子复仇的遗书;祝氏利用经典诠释自己自杀的信义性质、子报父仇的孝义精神,祝夫人王氏利用经典号召丹阳诸生集体行动安葬老师、助己复仇;王氏书写、印刷揭帖和致丹阳诸生书,呼应明万历以来地方生员将自己定义为道德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士风,使揭帖的阅读者、许多本不可能有审判权者为之主持了公道,借印刷之功,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审判.     

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

汉至唐 50 0余年间 ,以西域僧携经东传为主流 ,自玄奘始 ,形成了唐代“西行求法之运动”。《高僧传》对早期中国僧西行求法的叙写影响了《慈恩传》的叙写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游故事的发展走向。六朝至唐佛教信仰的变迁 ,决定了西游故事中弥勒的信仰和消隐、毗沙门天作为主要护法神的短暂出现以及最终以观音独擅其场。唐五代寺院俗讲等形式使西游故事出现神魔化倾向 ,宋、元、明佛教民俗化给西游故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记忆的文本:《朝鲜诗选》文献研究的另一视角

《朝鲜诗选》在明与朝鲜共同抗倭的历史情境中编成,是明将领和随员与朝鲜士民通力合作的产物,是一部形塑明未以来中国人对朝鲜诗歌印象的诗选,在中韩文化、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令存《朝鲜诗选》主要有蓝芳威、吴明济编《朝鲜诗选》两种,两者同中有异,过去研究指出两种诗选多异文,尤其认为蓝芳威《朝鲜诗选》非善本,本文不以确定文本真伪为文献学的终极关怀,将《朝鲜诗选》置于壬辰之乱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情境中,确定其作为记忆的文本的文献文化属性,以之为基点,讨论沉潜其下的朝鲜汉文学传统以及与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关系,讨论蓝芳威、吴明济等编者在文献文本中的作为,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进一步认知《朝鲜诗选》的文献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