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监管的博弈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违规现象屡禁不止,市场约束功能固然重要,监管机构的监管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运用混合博弈模型分析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得出结论,上市公司是否采取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行为带来的综合收益,只有综合收益足够大,超过一定的阈值,违规行为才会发生。     

我国助学贷款政策变革中政府干预机制博弈分析

我国助学贷款政策历经多次变革形成目前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主的助学贷款模式,这种变革离不开政府对助学贷款市场的干预。市场机制下,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和借款学生博弈中不可置信威胁的存在导致老机制助学贷款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作用是将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功能与信贷决策功能分离,并将信贷管理与决策交由县级资助中心员工负责,消除了银行拒贷威胁,市场失灵得以纠正,但借款学生道德风险仍是助学贷款政策顺利运行的重要隐患。     

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两者间的时空演化关系以及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来看,数字产业化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通过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利于区域间经济格局的协调发展,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大数字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区域数字产业化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使数字产业化成为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     

企业集群规模与效应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受集群内资源禀赋、政府政策、集群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集群效应是有限的。在集群规模和效应之间存在着极限约束,在没有达到极限约束之前,扩大集群的规模可以不断增强集群效应,如果超越了极限约束,集群效应将大幅度的递减。     

行为金融理论视角下的投资者行为分析

行为金融学融合了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特征,以更接近现实的假设来分析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解释了众多无法被传统金融学解释的金融"异象",丰富了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已经成为金融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领域.     

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运行机制探索

社 会实 践 作为 大 学生 素质 教 育的 重要 环 节,在 探索 中已 取 得了 明 显成 效。 为进 一 步深 化 社会 实践 活动 ,应 建立 完 善科学的 领 导机 制、有效 的保 障 机制 、切 实的 激 励机 制 、以 夯实 社会 实践 工 作基 础 ;还 应积 极整 合 学生 资源 、学 校 资源 、社 会 资源 ,将社会 实 践建 设成 卓有 成 效的 阵 地和 功能 强大 的 基地 ;要 在 调研 、立 项、重点 、指 导 、管 理、效果 诸 方面 ,推 进社 会 实践 项目 的 规范性运 作 ;要逐 步 锻造 出富 含 高校 个性 的 既稳 定持 久 、又可 频 出新 意的 社 会实 践品 牌 系列 。     

科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塑——从高校人才培养谈起

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以及在科学研究中所必须具备和表现出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公平宽容的精神。当前大学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教育界一个沉重的话题,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有不断蔓延的趋势,这必定会影响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阻碍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必须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高度出发,通过加强师德建设、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统一、打造博大宽容的校园文化等途径重塑大学科学精神。     

需求能力不足是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障碍

形成有效需求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 ;城市存在大量下岗职工。解决我国有效需求能力不足的对策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提高农民收入 ;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     

监管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吗?

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在为金融市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技术特征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强度增加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来探究金融监管是否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情况和可负担性,具有较强的普惠效应.在金融监管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更强;但当金融监管程度过高时,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有所减弱.并且,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有利于金融科技普惠效应的发挥.本文的研究对于构建金融科技监管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在实施柔性监管的过程中,既要防范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更要给予金融创新一定的"试点容错"空间,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业态,助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更好地满足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