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北周灭佛期间佛教徒的弘法活动

周武帝灭佛期间,仍有大批佛教徒弘扬佛法,他们弘法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出任通道观学士、还俗后继续佛教活动、隐匿深山弘法、流亡北齐南陈弘法.这些人的弘法活动,不但延续了北朝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兴盛,更促进了南北朝佛家的交流与融合.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

佛道关系是南朝三教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南朝最早的佛道关系论是优劣异同论.由此分化后,产生了态度温和的佛道异同论和态度偏激的佛道优劣论.南朝佛道关系论的学术渊源在于魏晋玄学.佛道异同优劣论就是玄学老庄与名教异同论和宗教斗争融合的产物.南朝佛道关系论,还受到了玄谈风气、玄学体用范畴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南朝关于佛道关系的论争是魏晋玄谈的延续.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论梁代宫体诗派发展的历程

参照萧绎《法宝联璧序》等文献,可以发现梁代宫体诗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普通年间至中大通前期为宫体形成期,此时的主力是萧纲的幕僚,中心在萧纲藩府;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六年前后为与京师文风融合期,此时主力是萧纲东宫官员和倾向于宫体的士人,中心在萧纲东宫府;大同六年以后至梁末为盛行期,此时宫体弥漫朝野。每一阶段大约都是十年。这一结论有助于还原梁代中后期文坛原貌,为考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