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综述

2006年8月18-22日,“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33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了开幕和闭幕的两组主题演讲之外,会议根据论文情况,将大会分成社会史理论及相关专题,宗族、谱牒与村庄史,地域文献与地方史以及风俗信仰与社会生活史四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述要如下。一、社会史理论和专题民间文献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在题为《跨世…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土地交易、动产或不动产的借贷与典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乡例.它们产生、发展并实行于民间,是民间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模糊性.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且地区性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存在对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徽商的公关艺术

徽商是指明清时期由徽州一府六县商人所组成的地域性商人集团。作为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域性商人群体，他们依靠灵活的经营方略和熟练的营销技巧，在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竞争中驾轻驭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田野资料如何解读?——"地方社会研究中田野资料的解读"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台湾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地方社会研究中田野资料的解读"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4月10-11日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国家与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30余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教授代表学校致辞,向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应当全面评价胡宗宪

本文根据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大致勾勒出胡宗宪一生活动的轮廓,论证了他在各个任职阶段的业绩。作者还从辨析海倭的性质人手,阐明胡宗宪积极领导沿海地区军民抗倭的功绩和意义。作者认为这位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蒙受不白之冤,今日应当是恢复其名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     

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与徽州社会

地痞无赖活动的猖獗与疯狂，是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历史变革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本文从剖析明代徽州地痞无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入手，较为详细地罗列了明代徽州地痞无赖在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猖獗活动的种种表现，并着重揭示了地痞无赖活动对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指出，处在明代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地痞无赖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恣意横行的结果，直接污染了社会空气，扰乱了社会秩序，助长了官场腐败作风，阻碍了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造成了整个徽州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户籍法是一个政权加强对民众户籍管理 ,维系赋税征收和徭役佥派的重要规范。清王朝在继承明代户籍法的基础上 ,通过对户籍法律规范的不断调整 ,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 ,消弭了民众的反抗意志 ,维护了政府的财税征收和徭役佥派 ,并在保甲法等基层组织制度建设方面 ,进行了强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