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与酷吏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吏时,收税看百姓的     

“法轮功”批判

“法轮功”为何一段时期内有过为数不算少的信徒 ,这不是加以简单的批判可以打发。本文揭露了“法轮功”的欺骗本性 ,分析了“法轮功”的几条骗术 ,最后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角度对“法轮功”进行了反思 ,认为必须充分估价和了解平民百姓的精神和理论渴求     

短篇小说:被重新确认的写作文体——1996年浙江短篇小说概述

１９９６年浙江省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短篇小说的本位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小小说也卓有成绩。本文全面评述了１９９６年浙江的短篇小说，指出了其中的成绩，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对于全面了解浙江当代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意义。     

浙江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

浙江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1988年10月28日至30日在杭州召开。与会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标准理论,总结了本省十年改革的基本经验,分析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并就如何从浙江实际出发,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类比思维与一分为二：论中国古代散文写法的两种向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自有一些特殊的规则，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传统使这些规则常常隐没不彰，令人习焉难察。贾谊《过秦论（上）》为论说文中的典范，其写法采用了自《战国策》问世以来所风行的类比思辨，但关键处却没有坠入日常类比思辨的陷阱；与之相反，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则完全采用了传统古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典范写法，完全无视从短篇散文到长篇小说的根本变化，使其对《石头记》的称颂与实际显得不相合。     

文化散文之特质与未来走向

文化散文一度来异常兴盛,但自余秋雨以来还未出现另外的特别成功者。这种奇特的现象不由得我们反思文化散文的特质。本文以为,文化散文是新时期以来的新文学现象,它随着教育普及和生活富裕而出现的新文学需求而发生,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表现形式。对余秋雨的个案分析也印证了这种状况。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必须从过去雅俗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调整姿态。而文化散文的兴盛,也预示了介于原先雅俗之间的文学领域以后将进一步扩大。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论金庸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本文对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作了探讨，认为：与巴赫金梳理出的欧洲文化中的狂欢因素相对应，金庸发展了中国文学中的谐谑传统，在《鸳鸯刀》《侠客行》等小说中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迭出新意；而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传达了中国文化中下层人物的复杂内涵，堪与阿Ｑ媲美，表现了生命说不清道不明的无限含义。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金庸小说完全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传世之作     

从李慈铭看十九世纪江南士绅的日常文学生活

古代文人的日常文学生活,随着历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为晚清文人的日常文学生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文考察了十九世纪处于江南绍兴的士绅李氏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日常生活,重点考察了他的日常文学生活,并揭示了其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关系和影响.     

彩云易散文心长留:我赞成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