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不同环境保护制度的绩效比较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经过40多年的完善和发展,现阶段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建设是以基于命令—控制的制度安排为主,基于市场的制度安排不断发展和创新.其中,“三同时”制度是我国最常用的命令—控制型环境保护制度,而排污费(税)制度和政府补贴制度则是最常用的市场型环境保护制度.通过选取2003-2009年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用动态面板模型分别分析了“三同时”制度和市场型制度安排的环境绩效,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在保护环境方面,基于市场的制度安排优于基于命令—控制的制度安排.     

企业家才能、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才能在企业家活动和寻租活动中的不同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完全不同.通过我国各省1998-2008年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不论是以政府部门就业还是国有部门就业作为衡量人才配置到寻租活动的指标,从事寻租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以个体就业表征的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则呈现正相关关系.上述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第一次分权让利到第二次分权让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反思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政府对企业的分权让利改革,我们称之为第一次分权让利。这次分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是收入和财富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第一次分权让利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从而形成了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第一次分权让利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共享式增长及建立现代经济财富增长和分配机制来看,我们需要第二次分权让利的改革,即从民生入手,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及更多的社会保障。为此要减少政府所控制的收入和资源,缩小政府投资领域,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加大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放松管制,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增值的好处如何惠及到更多人的途径。     

论我国公共支出中的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

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是指中高收入集团是公共支出计划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从中收益甚微。国外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数据证实或证伪了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我国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有三个特征,一是越是接近权力的群体其收入就越高;二是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非均等性比较严重,尤其表现为城乡巨大的差距;三是财政支出中,富人受益多于穷人。我国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体制和制度上的。因此,我国首先要实现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其次,要完善我国的公共支出体制和机制。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变成谬误。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的、互动的关系。     

海外智力回流对于我国省域科研产出的空间效应分析

国际智力流动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并验证了海外智力资本回国后,存在一个以省域为考察对象的流向性问题,且这种空间流动与通常预期的阶梯状动态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引进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海外智力回流后的空间聚集效应,在考虑了空间依赖性与规模经济的前提下,研究发现：各地区政府的研发投入、经济主体对于科研活动的生产性投入,以及海外回流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三者的增长率与该地区知识研发的产出效果成正向相关关系,来自政府投资的效果最明显,经济主体的研发投入次之,智力资本空间溢出则效果较弱.为此,提出应鼓励海归人才均衡流动,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对海归人员的吸引力等政策建议.     

制度演化的层次及其设计分析

制度演化是有层次的,本文在威廉姆森提出的制度演化四个层次基础上,分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及制度演化中的边际调整等,最后还对制度演化到底是自然演化还是人为设计的争论进行了分析.     

论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

全球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吉登斯悖论”:人们认识到减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很重要,但真正投身到减缓排放、改变自己消费行为的人又非常少.“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与低碳经济的特点有关.从宏观层面讲,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减排涉及到全世界各国,并且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又有异质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减少温室气体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失灵.从微观层面看,它与人们面对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反应的特殊性有关,与人类行为有关.因此,缓解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能力;二是建立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