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三知”为先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以＂三知＂终篇,在清初朱学意味知先行后的理路。＂三知＂的目的在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修身处世的要道,关键要找准进入的端口。知命、知礼立足于生命和礼法,知虽在先却又须落实于＂为＂、＂立＂君子的实践;知言的从知言到知人是双重的重知,但同时又有自身的行的问题。＂三知＂之间有特色和作用的不同,但在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     

中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权考量

"人权"概念的现代性并不排斥它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对人的权利问题的深刻思考,也因之影响着中国今日对于人权的理解.人本、人权对神本、神权的抗争乃中西文化的共性,而立足集体权利,"人"与"民"结合而铸就的"民权",却是中国人权观的特殊本质.民之饱食、暖衣、逸居、有教的需要层次论决定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国人权观中的基础地位."制度"的必要保证了国家统一体的稳定,而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则是对这一制度的补充.民主、平等与君主、等差互相牵连,"天下为主"、人性平等与权利平等异中相关.     

略谈中国传统哲学对真理的认知

"真理"在中国哲学指真实无妄的知识或道理。先秦哲人肯定源自观察思考的观念和知识是真实无妄的,具有真理性。早期哲学一切知识皆真理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动摇,并由此形成真假(俗)对应的认识框架。佛教真理观的一大特点,是主张超越一切言相而进达寂静空明、融通一切的境界,圣人和凡人通过不同方式都能够走向真理。宋儒批驳佛老的空无,又承接了从佛教而来的注重相对待和因果关系的思维导向。人能否求得真知,在能否以行或实践为基础,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的彻底完全的知识。明代心学坚守知行的统一,真知必须以行为内容,不行就不能叫做知。气学强调亲身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德性之知的真理性是建立在闻见的基础上的。王夫之断定没有力行实践的真切体贴,知就不是真知,人们依据实践可以验证先前知识的正误。但人的实践本身是有限的经验归纳,知识的真理性,实际依赖于在知行不断互动往返中的向前推进。     

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

理学道统论的实质在确立儒学的正统性和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但通常作为文献根据的《论语》和《尚书》,不能恰当满足道统论成立所必需的理论资源,故需要补进《周易》以完善儒家圣人的谱系及其所蕴含的中道、"时中"的传道内容。     

陈献章哲学的“变易”论说

以“心学”为标识的陈献章哲学,并不排斥气学的蕴涵。天地人物无不在变化流行之中,气化和变易的观点是陈献章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就特定“云潭”发论的动体静用说,也具有一般性的以动为体的意义。动者有形而虚本未形,人需要从静、虚或“无物处”入手,在未变未形时下功夫便能有所收获。心、理、气等诸范畴之间需要统筹起来进行考量。“学宗自然”重在无意而任心。变易观点落实于人事,带来的是修养活动的刚健不息。     

仁心、觉心与本心——朱熹心论三议

朱熹采用"心统性情"的构架而将本体与发用放在一心的发用流行之中,心、善、仁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保证其一致,而可能是多样化的。朱熹不赞同一般地说心无不仁,(他主张)要保证心之本体的发用端正不偏,"诚意"的涵养功夫必不可少。持续的致知和操存功夫,是觉察本体于一念之微并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朱熹心论的目的,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并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最后的诉求。     

非儒和斥墨中的儒墨之同

墨子“非儒”,但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只是讥讽儒家在践履中不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反因私爱而废尊卑。墨子所设定的和兼爱相对立的是巫马子唯“我”之爱的差等之爱,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差等之爱截然不同。同样,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的兼爱导致无父,是为禽兽,但孟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兼爱的爱一切人的层面,而是基于卫护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孔子道统的卫道之辩。儒墨俱道仁义,同倡爱人,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博爱精神。     

张栻的“性善”论说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和由《礼记·乐记》而来的“人生而静”以上容说不容说,成为宋明理学性论的基本资源和中心的课题。程颐和张栻都主张性善,但是如何解释性善,在湖湘学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