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对于人的诗意生存

生态存在必然诗意地寻归生命有机性的运演节律。对人来说,或者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依生态存在而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又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文学则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与文学的生成及效应则依循诗意的节律,既形成整体的有效性,又显示着各方的魅力。当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种“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寻,旨在助推人的活动不断地融入诗意生存。事实上,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理性确证及学理基质,就是通过生态整体及诗意性的综合性体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彰显其相互促动、相互映衬的魅力。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     

《史记》的结构形态与撰述者意识

《史记》在结构上发凡起例,以史家的深厚智慧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语言生命体,并凸显了位置因素的功能性意义。"互见法"实现了彰显与隐讳的变奏,达到了褒美和实录的双重目的。"太史公曰"反映了正统意识形态与个人话语之间的纠结,体现了撰述者意识的自觉与史官传统的退色。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体验性与诗意性为特质的文化，生命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艺术则被视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诗性呈现，倡导从生命精神的维度去弘扬艺术精神。而建基于艺术活动之上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就必然折射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自身生命精神的诗意性及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和升华，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能够深刻阐明古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以生命体验作为自身活动的出发点，以理性的提升和审美境界性升华凸显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天地之生命精神的深切契合。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道法自然与艺术境界的生成

道法自然作为深生态智慧的基础,直接导引着中国古代艺术创造的基本脉络及其艺术境界的生成.道法自然指向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也必然指向生命的创生精神,凸显艺术的生态审美境界.道法自然也是艺术创造的一切法则的依据,只有以"自然"为至法,才能创造出"天籁"之作.     

论生态文艺的历史性视角

生态文艺是最能够体现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存在方式。受人与自然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古代文艺体现出一种蕴积生态整体性与生命有机性的审美创造和体验方式。受技术理性的影响，近现代文艺模糊了艺术的生态位置，文艺对人类心灵的慰藉作用和对精神家园的重建作用日益式微。受生态文明的影响，未来意义上的生态文艺旨在把人和社会带入光明朗照之中，升华和超越现实，使生命的存在扩展和敞亮。     

论海德格尔的生态思想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主体形而上学,揭示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 了"消解"主体、唤醒"存在",超越技术、顺应自然,拯救大地、诗意地栖居的生态思想。海德格尔的生态思想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