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实践审视和联通路径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媒化为核心特征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产传播的崭新篇章。人文互创是“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以文载道、以网传道、以人弘道是人文互创的价值旨归。推动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传播,要坚持宏微互促思路,有机整合“互联网+”和“文化+”的具体形态。提升“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通效能,要以网络的主客联通对接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以文化的中外融通指引网络互通和人心畅通,以人心的内外畅通验证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     

从忠文化的经营探寻汉代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历史轨迹

"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其经营在中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汉唐盛世的形成即是文化软实力导引国家走向强盛的成功典范。刘汉王朝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走了一条通过经营忠文化以提升国家导向力、凝聚力、亲和力、吸引力的路径,从而启发我们,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准确性、突破点的精选性、方法的得当性、理论文化的创新性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与实践路径。厘清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心意蕴、维度和限度是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点与难点,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人民中心的“两创”导向作切入点,应成为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维度。社会物质条件、历史差异性和价值有限性,构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限制因素。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立足于维度和限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典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经历了1949-1956年批判改造、1957-1978年逐步僵化、1979-2012年拨乱反正与批判继承、2013年以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四个阶段。通过整体梳理其关系与态度的演变历程,可以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始终保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度自觉性、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国理政实践等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能够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书院教育的智识伦理化及其消极影响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殊的重要的教育组织机构.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智育伦理化特点.书院山长和教师认为人的"智"识同"仁、义"等德目一样,来源于"天"或"性",智"识的功用只是促进其他德目形成的伦理思维性工具,把"智"识仅仅狭隘地规定为道德知识.书院教育的这种智识论理化倾向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 ——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讨论中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系统地专题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过程中，并不是对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简单化扬弃，而是在讨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依据和修养目标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多样化的迎拒，在此基础上又凸显了复杂但鲜明的转向。这种迎拒转向既体现了二者本质区别，又说明了在思想意识上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同构性，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也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内在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化”之过程的多面样态和“化”之文化历史实践。     

意义·导向·路径：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

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是预防危机和提升危机治理成效,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现实迫切需求。教育内容上坚持自强价值导向,倡导“理性爱国、与党同向”“举国同心、迎难而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等给危机治理“减负”的公德;坚持自律价值导向,倡导“抱诚守真、公道信义”“客观审慎、明辨是非”等不给危机治理“添乱”...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