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回顾与展望

教育督导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教育督导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与重建（1977-1992）、教育督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1992-2012）、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的建构（2012年至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督导制度,应以教育事业发展为重心,增强督导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提高督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快督导法制化建设,改进督导方式,健全督导问责机制。     

学术自由的实现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学术自由的实现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密切相关 ,学术自由的实现是现代大学制度矢志追求的目标。学术自由的实现既包括“外在自由”的实现又包括“内心自由”的实现 ,故学术自由实现有内外两个尺度 ,外在的尺度主要体现为保障学术自由的政策法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 ;内在的尺度则表现为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中国建构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完善旨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 ,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     

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

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它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由于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古典学术自由观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     

大学的“超然性”与“介入性”：论中西方学术价值的文化差异

实现“超然性”与“介入性”的整合认同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一方面，现代大学作为蕴含丰富人文精神的学术机构，必须适当超越功利，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从事高深知识的传播与创造；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必须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社会事物，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中西方大学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观西方大学拥有“超然性”的学术传统，崇尚“为学术而学术”；中国大学拥有“介入性”的学术传统，追求“为人生而学术”。因此，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其实是在保持大学“超然性”的同时，增强大学的“介入性”，使大学不断超越“象牙塔”，不断贴近社会生活；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则应该在扬弃“介入性”的同时，增加一点“超然性”，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但不沦为社会其他部门的附庸。     

破“五唯”立新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正>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发展困境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     

学术与政治——高等教育治理的政治学分析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高等教育政治学的中心论题。世界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分为两种传统: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互隔绝和信任网络被直接整合到统治体系之中。罗马传统高等教育体系实行科层式治理模式,信任网络被直接整合到统治体系之中,政治系统与学术系统相互重叠;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高等教育体系实行市场式治理模式,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互隔绝,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相互分离。当前科层式治理和市场式治理逐步为网络式治理取代,两种高等教育政治学呈现融合的趋势。中国大学被直接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回归信任网络是实现中国大学转型与变革的根本。     

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1952—2012):政策变迁的制度解释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落实取决于大学的自主性及外部控制的程度。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演变经历了建国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三个阶段。政策变迁经历了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多次反复,但始终没有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之所以成为久拖不决的政策难题,主要源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制约以及制度的历史累积效应的影响。任何政策变迁都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教育行政与教育法--法学视野中的学术自由与政府干预

学术创新取决于学术自由的实现,学术自由能否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政府干预与学术自由能否相互协调.学术自由的实现既需要限制教育行政的膨胀,同时又离不开教育行政的参与.控权论主张控制教育行政权力,保护学术自由与大学办学自主权;管理论强调维护教育行政特权,学术自由没有完全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教育行政的平衡论则为学术自由与政府干预的整合提供了法理学基础,它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一条思考的路径.     

私立学校与举办者产权关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

私立学校与举办者的产权关系是指私立学校与举办者之间的财产关系。产权不明晰是制约我国私立学校发展的重大隐忧。大陆法系国家私立学校基本上是捐资办学型,在产权制度安排上采取财团法人的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私立学校则有两种形式——捐资办学与投资办学,它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捐资办学以公益信托的形式进行调整,投资办学则与企业管理一样。我国私立学校主要是投资回报型,属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投资办学型私立学校,应纳入企业的管理范围。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