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 ———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题记：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建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庄孔韶教授自1978年师从林耀华、黄淑娉两位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开始,亲历了学科30年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史的学习入手,到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到90年代以来积极投身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在他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贡献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了呈现这位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行进脉络、探索的理路、思考的灵感和人生体悟,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2日和15日,采访者三次聆听庄孔韶教授畅谈,分享了其行旅与悟道的过程。现辑录成篇以飨读者。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杨庆堃先生的学术人生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价值。本文以杨先生从求学到治学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历史钩沉中重温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路径与研究进展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为线索,梳理了保护试点的推动进程与研究进展,并在全球农业文明的相互观照中,重申了传统农业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反思高科技农业的危机而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世界各民族传统农耕智慧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哲学考量,其深层的价值则是对现代化知识系统的超越,是对"后现代农业"思想的启蒙。     

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

题记: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威专家,乌丙安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的最前列。他有关"非遗"的著作,以及"非遗所思"的系列博文,为我们理解和反思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考路径,也为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指     

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东方与西方的界线 ,缘起于十四世纪的东方学时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东方观始终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根源。诞生于西方、以文化作为研究核心的人类学 ,一直以“异文化”研究冲淡西方文化偏见为己任 ,努力在文化的比较和反思中揭示自我文化的局限性。这种研究不仅使原本鲜为人知的人文类型不再陌生 ,更使文化模式间的隔阂缩短了距离。就此而言 ,人类学不仅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 ,也是使其文化得以沟通的桥梁     

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耻感文化"的奇作.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先有内容后有形式且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日本"耻感文化"泊于中国,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则与中国"耻"文化迥异.前者强调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要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后者则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强调"外辱"而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