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基于环境公民权视角

邻避冲突是围绕生活环境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社区实践和环境运动。这一冲突过程生成的环境权利维护与公民责任外推的道德困境、重利益诉求轻环保理念的转型难题以及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性问题,既构成“邻避冲突”权利困境的三个维度和邻避冲突双方三种差异化理念,也为治理“邻避冲突”提供了可能。而走出“邻避冲突”及其权利困境,需要在融合“邻避冲突”双方理念的基础上达成三种实践转向,即环境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利益诉求与环保理念同构、社会发展与生活环境共进。     

社会资本的缺失:城市农民工越轨行为探析

城市农民工越轨犯罪问题是与社会和谐的主题相背离的。因此,寻找其成因是极有现实意义的。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因社会资本的缺乏极易遭遇困境,在不愿回家而又得不到任何社会援助的情况下,城市农民工就将成为城市中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或外显威胁力量和因素。社会资本理论把社区中社会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归论为在社区中拥有较少有价值资源的个体行动者,在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和途径达到目的时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原本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着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性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的原因与对策

大多数居民参与冷漠成为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主要困境。梳理当前社区居民参与的相关研究,提出把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现象置于社区空间中,采取“回到社区”的研究视角。社区双重隔离、社区居住地单一定位以及社区建设预设居民双重角色非认可、居民参与的全体化原则是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的原因。提出重新界定居民的社区角色、划定社区建设面向以及重设参与机制等倡导性原则作为弱化大多数冷漠间接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1     

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