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中的左翼思潮

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在大学生中相当流行,不过由于学校立场、师生关系等各种因素,其在不同学校表现的强度和形式亦有所不同。本文以大学较为集中的北平为对象,考察左翼思潮在各校中的分布情况,认为在左翼思潮兴盛的学校,学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左翼学生从事文化运动时所采取的策略。     

有精神的大学研究——读陈平原“大学五书”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平原步入大学教育研究领域,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这期间作者孜孜不倦,钩稽近代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经验,关注当下中国大学的改革进程,追问和探求理想的"大学之道",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部包含着真知灼见的论著。去年以来作者重加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大学五书"系列,包括《抗战烽火中的中国     

末代帝傅的幸与不幸

对于陈宝琛来说,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天,清廷下谕,派他和陆润庠入毓庆宫"授皇帝读",充任6岁的小皇帝溥仪的师傅,同时取消了先前补授山西巡抚的任命。从这天开始,他的命运便和满清皇室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帝师。     

理论与方法：汪晖的思想史研究

从理论立场上来说，汪晖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力图在充满各种悖论的现代中国思想中勾勒出复杂的现代性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并将其作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从这一立场出发，汪晖发展出“个人同一性”和“历史同一性”的方法论，注重思想家及思想运动内部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而在此“同一性”中又着力强调其内部各种悖论性的思想因素。思想借此获得了某种活力和紧张感。汪晖的这种注重整体性和“同一性”的方法，意在使现代中国思想不仅仅作为被动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同时还要成为反思当下的思想资源。在汪晖的方法论中，渗透着他鲜明的理论立场，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学术自身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晖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的纠葛，源于作为专业研究者的汪晖和作为文化批评者乃至思想者的汪晖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四新文化人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想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北京民众的文化和风俗开始进入文化人和学者的视野.五四一代民俗学家从其对“民间”的想象出发,一方面试图从北京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寻找资源,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则通过搜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试图建立“民众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其成败得失亦值得深入探讨.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