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民间时序文艺“十二月”的发展(续)

(四) 唐代“十二月”书仪是一种骈文体的“十二月”时序文艺样式。它的形式,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十二月”的散文体如同按月吟咏的歌辞体一样,早已产生了。出于《诗经》稍后的《礼记》,其中就有《月令》篇(13)。它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景候,以及上至天子的行政和下层兆民的农事等,其中有关景候时令的描写和民间农事的记述,可以说与《诗·七月》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写景候的:《七月》中有“五月鸣蜩”,《月令》中有“仲夏之月”“蝉始鸣”;《七月》中有“九月肃霜”,《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霜始降”;《七月)中记有“七月鸣贝鸟”,《月令》中“仲夏之月”也载有“贝鸟     

试论唐代民间时序文艺“十二月”的发展

我国古代民间文艺有按时序的格式而创作的。所谓时序,即时辰、月令、季节;常咏的有“十二月”、“四季”、“十二时”、“五更”等。《乐府诗集》中就收有唐以前     

元杂剧在扬州的初期繁荣——元杂剧南流史探索(之二)

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指出:“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微,一时靡然向风。”可见,元代初年杂剧开始由原来活跃在北方的地域性戏剧样式,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全国性剧种,出现了“一时靡然向风”的极盛局面。北剧的南流,开创了杂剧发展史的新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探索杂剧南流史时,从一些零星、     

元杂剧的形成与演员作家的艺术实践

中国戏曲艺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在元代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探讨这一奇迹般出现的艺术现象,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元杂剧(北曲杂剧)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能够形成和兴盛?事实上,杂剧的形成既渊源有自,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并终于在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杂剧艺术家的创造实践中完成。本文旨在分析早期杂剧艺术家对杂剧的创造性发展,揭示他们在杂剧形成史上的突出贡献。     

元杂剧南流史初探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对峙局面的打破,消除了过去人为的地域性隔绝,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最早产生和形成于金元统治下的山西,河北一带地区的杂剧,经过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早期繁荣,此时也就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向南方发展。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总结过这一现象。他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所谓“元初”,即元朝统一全国之初,杂剧开始向南方伸展,从而由原来活跃于北方的地域性戏曲样式,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全国性剧种,并出现了“一时靡然向风”的极盛局面。     

中国戏曲的摇篮——汴梁

汴梁具有深厚的剧艺文化传统;北曲以中州调为正宗;宋金中州生活是北曲杂剧创作的核心内容;汴梁与平阳、真定、东平等地共同编织了北曲杂剧早期的流传网。宋金元时期是中国戏曲形成、发展并出现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关键时代,作者从这一意义上论述了汴梁这一“被淹没的戏剧之都”是中国戏曲的摇篮。     

试谈戏曲家的阮大铖

晚明无行文人阮大铖是中国戏曲史上无可避开的剧作家。他遭废斥后,侨居南京终崇祯一朝,却并未“匿居”,与当时著名诗人、曲家王思任、冯梦龙等有着较广泛的交游,成为其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学汤显祖而别成一家,谐趣喜剧《石巢四种》在当时和后代都有较大影响。他的悲喜交融的娱人观,创作“臆也”的虚构论,编剧要“易歌演”的实践主张,以及“一笑有悟”的灵感论,也都是值得注意的。     

略论元杂剧《东堂老》的思想意义

《东堂老》是元代杂剧作家秦简夫的作品。关于他的生平,所知极少。《录鬼簿》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大概与钟嗣成系同时代人,且互相熟识。据其小传:“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回”(按天一阁本作     

从“论语玉烛”说到唐人酒令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头版报道了丹徒发现大批罕见的唐代银器的消息,其中“论语玉烛”龟形器一件,更是首次发现,尤为珍贵,该报第三版还刊登了它的大幅照片。同年第十一期《文物》发表专文——《论语玉烛考略》(以下简称《考略》),对论语玉烛和五十枚酒令筹作了一些研究和介绍。“论语玉烛”为唐人饮宴行令器具。《考略》说:“此器圆筒形,状如蜡烛,所谓‘论语玉烛’,系包括此器的内     

元大都的戏剧文化

元代大都(今北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悉为人知的,然而有关大都戏剧文化繁荣的概貌至今却未见专文探讨,可能是由于受到史料缺乏的限制。笔者今不揣譾陋,试作初步考述。 “歌棚舞榭,选九州之依芬” 早在金代,中都燕京就是宋金杂剧十分重要的流传地。《金史·佞幸传》载:“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王引之左右。”由此可见,燕京的职业艺人为数必定很多,且统治者也十分喜爱民间艺术。《金史·礼志》引《新定夏史仪注》记载宫中宴乐:“侯押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五盏后,食,六盏、七盏杂剧。八盏下,酒毕,……至九盏下,酒毕,教坊退。”其情形全同北宋,金杂剧显然直承宋杂剧而来。南宋楼钥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的《北行日录》亦载,燕都“乐人大率学本朝,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这又反映出受女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变异来。金朝宫廷伎乐之盛,还可从《大金国志》的记载中看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御宣华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伶人百端,以为戏乐”。同年,金廷曾“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金史·乐志》),则从反面显示出当时民间杂剧装扮演出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