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易传》对社会历史的看法

《周易》,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大奇书,为历代学者所垂青,不仅因为它位居“六经”之首,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古奥深刻,复杂丰富,引人深思,令人发省。《周易》有经文和传文两个部分,《易经》和《易传》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各自的特点和产生的时代不同,因而又有着不可混淆的差异。《易经》和《易传》不仅不是同一作者同时所作,即使是《易经》和《易传》各自本身,也非一人一时之作。众多的编者和辽阔复杂附社会背景,使《周易》特别是《易传》具有在内容上既丰富又繁芜,在思想上既进步     

中国近代早期教育思潮考察

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为其嚆矢,洋务教育思潮为其启始,维新教育思潮对其推波助澜,教会教育思想对其催化激励,清末新政将其推向高潮,辛亥革命则带来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争奇斗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教育体制的建立,预示着中国近代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高力士与唐玄宗关系探微

唐代宦官政策从抑制到扶持的改变为唐朝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宦官高力士因多次协助李隆基政变而以功臣的身份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以自己的忠诚不渝、办事谨密、善理朝政而成为唐玄宗的代言人。唐玄宗因功用奴、因势信奴、因情宠奴,视高力士为心腹总管,从而成就了大唐历史上君臣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的一段佳话。     

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历史透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男风"一词也成为同性恋的一种代名词,与异性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整个社会对此趋之若鹜,你行我效,居然演变成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风尚.这种奇特性爱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同性恋的姑息听任,宗室家庭对同性恋的宽容放纵,社会思潮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叛逆反动,明清法律对异性恋严禁、对同性恋松懈的不同态度,京师戏剧业的昌盛兴旺以及梨园男旦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这些因素综合交织,催发了明清社会"男风"现象的盛行和蔓延.     

龚自珍、魏源人才思想研究

龚自珍、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关注人才问题的先驱。龚魏在强调人才重要性的同时,就近代经世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明确而又深刻的建议。但龚自珍以"仿古"、"救今"为其人才思想的出发点,企求"天降人才"而无切实具体的实施方案;魏源则以"变古"、"便民"为其人才思想的核心,把师夷人才的培养作为强国御侮的关健,倡导逆境亦能成才,以知人善用的具体主张,提出了合理使用人才的可行措施,使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走向近代化,他的人才思想在近代中国具有启端发韧的历史地位。     

试论魏源的人才思想

魏源,字默深,生值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其政治学术生命鼎盛时期是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1821—1851年）．这3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期．清王朝在经历了乾隆60年的所谓“太平盛世”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景象：“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蔽,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天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