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曾一度引发过广泛且持久关注的“山药蛋派”，的确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从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山药蛋派”，已经获得了进入“经典式”研究的可能。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定位，还是在“领域范畴”进行现象描述，都为研究者的结论趋向“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历史的价值定位，总是从对历史的客观性清理中开始的。本文就试图完成这个基础性工作。一、命名的“夹缠”在各种研究文章中，把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性”研究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不是与其“即时批评”的发生结伴而行的产物,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被“学科化”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其“历史形态”的塑形.。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今属于第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经典指认、现象选择、历史叙述等方面,不仅与时代的修辞语境关系密切,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复杂变化的典型“镜像”。     

文献价值阐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献问题的理论思考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于 2004年 10月举行。会议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发掘与文献叙述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者杨义、关爱和、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刘增杰、鲁枢元、解志熙、吴秀明、孙先科、席扬、陈方竞等参与讨论的文章长短不一,见解有异,但都拒绝空疏学风,言之有物,发出了独特的学术之声。本刊特分两期揭载,以飨读者。     

寻找民族文学批评的正确性与可能性——评《“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实践》

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空间已经被无限拓宽,它的严正性不只是仅仅体现在对于年轻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正面建构,更重要的是它在积极面对创作实践所累积起来的方法论资源及其介入策略,这应当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必要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规约。在这个意义上,《"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与实践》能够给予我们丰富的滋养。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创化传统融通中外——老舍与赵树理小说的“戏剧性”及其比较

老舍和赵树理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欢,与其对“戏剧性”元素的创造性借用大有关系.他们在小说情节经营上的戏剧性追求,一方面表现为适时设置假定性情境,激化新的矛盾冲突,使情节环环相扣、曲折多变;同时又注重渲染故事的传奇性,通过设计奇巧的情节或安插突转,以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感官冲击.在叙述话语上企慕“出口就响”的口语化、动作性,造就了其小说作品浅近通俗又生动活泼的戏剧性特点.老舍和赵树理还借鉴了传统戏曲的人物“亮相”元素,在主要人物出场时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形象“拼贴”,成为其作品人物形象和性格达成生动鲜明的重要手段.     

历史契机与现实选择——新时期山西文学批评研究之一

如果以作家的出现作为标志来描述山西现代文学的生长史的话，那么，当年高长虹、石评梅等活动在五四时期的山西籍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可以被认定为最初的材料。但区域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并不这样简单，任何一位作家（包括批评家）被认定为区域作家并进入研究视野，至少应具备...     

主体 关系 差异——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论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

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特性,不仅须在全球化和中国情境的双重互动范畴中觅取,更应当首先承认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内在的"普遍性"。对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质的讨论,必须将其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特质的持续凸显,亦需依凭其在能够超越自身主观性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他者"对"自我"的意义。对具有"特殊性"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普遍性"的预设,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框架下重新阐释"他者"对"自我"的意义,以此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进一步张扬,从而展现真正具有"个体性"意义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文化焦虑与文体选择--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

本文从"士文化"与散文表达选择、文体选择的心理动因与情感蓄势,知识分子文化焦虑体验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时代创造诸方面,讨论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