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方式的演进:一个基于FDI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经历了从税收竞争、公共产品供给竞争、制度竞争的过程。税收优惠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对FDI产生显然的吸引力,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保健因素;这样,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化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本文检验发现,各地区吸引FDI的数量与基础设施水平呈正相关,而与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卫生服务水平、教育服务水平呈明显负相关关系,环境质量水平几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量。这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FDI,大力发展基础设施,而忽视其他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入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提供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获取竞争优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开发区扩张、行政托管与治权调适——以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扩张通常是"先极化、后扩散",间接突破传统行政区划刚性约束的"行政托管"就成了调和行政空间与物理空间扩张冲突的无奈选择。基于增长极理论,可以考察H市开发区有序扩张的现实,厘清无序托管中权力、利益与责任的关系,并从结构—功能解释有序扩张背后的治权之乱。托管主体倾向于模糊治权边界以攫取失常利益,表现为托管受体的资源贡献度高而红利补偿少,托管主体的经济高回报与承担的社会低责任,需要从制度规制与明确边界来促进开发区扩张与托管的良性治权,实现价值与手段的有效调试。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公共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演变——一个政策过程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是转型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探讨了在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转化、政策议程建立、政策功能整合、群体决策、公共政策的风险性与可逆性、打开重大政策过程的封闭回路、决策失误问责机制的激发迟滞等过程中存在社会稳定风险.对此,我们必须要有系统、全面、战略性的思维,高度重视公共决策过程,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弥合公众的心理落差,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省域视野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模式选择与度量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核心和重点,同时也是社会建设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化和展开.现阶段,我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出非均等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全国性的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省域之间等宏观层面上的不均等.与此同时,省内地区问这一中观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样呈现出不均等的状况,且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与省内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体系等因素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实现省域内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重要环节和关键层面,基于此目的,必须探索出适合于省域实际省 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从而因地制宜地实现省域内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拆迁行为。地方政府进行强制拆迁面临着有形成本、交易成本、风险成本和公信力成本;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拆迁又可以获得"第二财政"收益、政绩收益、制度租金收益、灰色租金收益和威慑收益。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制这样"非常规"的拆迁方式,是基于收益最大化或者至少预期拆迁收益大于预期拆迁成本的考虑,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动力源在于将收益为正并使之最大化。     

省直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的扩权、滥权和限权

截至2012年7月,全国已有23个省(区)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26个省(区)实行了扩权强县改革,由此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的两个初级形态已经在全国实行。在此背景下,县级政府的权力随之而扩大,而监督体制并没有因应这一改变,遂出现了县级政府及部分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对此,我们应加以重视,并研究如何加强对县级政府权力的制约。一、扩权之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