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与土地价值增值研究

土地增值是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动因。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使大量优质农地损失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又使土地价值增值 ,土地价值攀升又反过来影响农业发展。本文对农地向城市用地流转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土地价值变化的理论模型 ,并对土地价值增值进行了实证分析 ,指出了土地价值上升的后效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关系研究——基于264个城市的实证

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两者存在耦合关系。利用中国大陆地区264个城市2002-2011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组内差距扩大,两者具有相关性;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张都是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仅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存在反向关系。在现有制度设计下,城市用地扩张增加了土地供给,但仍满足不了城市因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产生的用地需求,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财政的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付出的努力推动了城市用地的扩张。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农村居民点分区布局研究——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承载着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对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MAPGIS支持下,统计分析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结构、特征规律以及存在问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主要因子并构建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将新洲区划分为优先布局区、适宜布局区、较宜布局区和不宜布局区四类。在分区的基础上,提出新洲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案,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土地整治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基于通径分析法

土地整治是推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重大举措,也是改善农村生产条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土地整治如何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效应如何,并没有直观的反映。以1999—2010年中国土地整治与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通径分析法,探究土地整治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土地整治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两者之间存在阶段性的线性关系;土地整治通过整治面积、新增耕地面积、投入额、投资强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别为0.961、0.541、0.901、0.742;土地整治过程中,应加大土地整治面积和投入资金,合理确定投资强度和标准,避免盲目追求新增耕地数量指标。     

深圳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流失--耕地资源流失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检验

0引言我国人口多、耕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保护耕地与保障经济建设始终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初期化总量的20%,其中近1/4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H elling,1999)。另一方面,耕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保证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需要有足够的耕地     

三江源草地气候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基于三江源地区河南站﹑甘德站﹑同德站﹑玉树站﹑曲麻莱站﹑伍道梁站和玛多站等7个气象站点的气温和降水数据,利用Tharnthwaite Memorial模型分析了三江源地区2002-2010年以来草地净生产力(NPP)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及其时空差异变化,并分别建立了气温、降水量与气候生产力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三江源区域的生产力变化方向及其生态经济发展策略。结果表明:近9年来,研究区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均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气候总体趋于暖湿化;在该气候变化背景下,研究区草地生产力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增加趋势,并且三江源草地的生产力主要受气温的影响,但降水是影响生产力增加的关键因素;三江源地区实施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以及丰富牧户的收入来源是促进该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     

中国土地资源错配、效益损失与政策启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资源错配理论和C-D生产函数，构建土地资源错配及其效益损失测度模型，并对中国1996-2015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及其效益损失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96-2015年中国农用地修正错配率由24.02%下降到4.64%，建设用地错配率由198.08%降至13.18%；中国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益损失先降低后上升，2015年达23 982.84亿元，年均损失率为1.98%；中国土地资源空间错配效益损失率由14.33%下降为11.62%，但效益损失由4 652.30亿元增加到35 441.05亿元；在部门错配类型上，西部表现为农地非农化损失，东部和中部先后由农地非农化损失转变为农地农用损失，拐点为2001年、2013年，在空间错配类型上，东部表现为短缺错配、中西部为过度错配。由此得出：中国土地资源短缺错配和过度错配并存，中西部土地错配程度较高，但效益损失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和效益损失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由于部门和空间收益差存在，错配效益损失值仍在增加；调整土地资源部门和空间配置量、缩小部门和地区土地边际产出效益差异是纠正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本路径。     

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和黄冈市的问卷调查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土地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土地异质性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土地资源禀赋的大小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最主要的因素；（2）面积较大的地块是农地城市流转的首先对象；（3）质量较好的菜地较易流转为城市用地；（4）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到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较低且交通较发达的农地相对容易流转为城市用地；（5）平原地区的地块比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地块更容易流转；（6）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交通指向性，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距离城市主干道较远的农地也逐渐会成为流转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