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

莎士比亚剧本写作的确切年代,一直是沒有最后定论的问题,但是,就一般认为的先后顺序看来,从早期的历史剧和喜剧到成熟的悲剧,再到晚期的传奇剧,各时期的剧本连接起来,确实表现出一条相当明确的发展线索。这条线贯穿莎士比亚全部剧作的始终,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接续,而且反映这位伟大戏剧家内心生活的变化。就悲剧创作这一阶段来说,从较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这中间好象有一条清晰可辨、弯弯曲曲的曲线,它从莎士比亚悲剧观的起点出发时还带着较多的抒情意味和乐     

理性对"合理信仰"的批判

人类都有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但现实往往并不完美,甚至充满冲突、苦难与邪恶.在西方,上帝之至善与世界上恶之存在永远是一个矛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哲人都曾作出不同努力,去理解和解答这永恒的问题.中世纪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失去了奥古斯丁时代的权威,而17世纪和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性逐渐取代了信仰.但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18世纪理性信仰(reasonable belief)的出现,产生了接受现实的"乐观主义"理论,认为凡存在的皆必合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讽刺为武器,在《赣第德》这篇哲理小说中,对这种"乐观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在对西方从中世纪到17世纪和18世纪思想的变化进行梳理,探讨伏尔泰对理性信仰的批判,探讨《赣第德》所包含的思想意义.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文学从来都不是很“重要”

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削弱文学对人类的吸引力;东西方的文学经典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峰,值得现代的读者反复地阅读与研究;当代的文学研究应该积极地吸收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的优秀成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丰富和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并提升自身的价值。     

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

英国汉学家瞿理思1889年发表了他翻译的《庄子》,而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很快在1890年就发表了长篇书评,把庄子的道家思想阐释为反对一切政府管理、争取个人自由的哲学。这正是王尔德自己所理解的费边社会主义,即认为艺术应该是超越政治和伦理的唯美主义思想;这是一种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一切任其自然。王尔德这一思想与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有一种不期而至的契合。虽然王尔德不懂中文,对道家思想也没有研究,但凭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敏感,他对庄子的评论不无深刻之处。由于现代王尔德研究往往不关注这篇书评,而王尔德选本也通常不收录这篇书评,因此,在审视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时探讨王尔德对《庄子》译本的评论,自有其意义。     

论世界文学的相关性

歌德在19世纪20年代呼唤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如今正蓬勃发展，为世界各地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值得一提的是，歌德当年谈及世界文学之时，恰巧在阅读一部翻译的中文小说。正是这种对非欧洲文学的欣赏，奠定了他的国际视野，使他得以提出诗歌普适性的观点。然而，歌德之后，比较文学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甚至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提出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也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局限，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此文通过重提歌德的概念，追溯19世纪以降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评述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中心迁徙的观点，以及弗朗哥·莫瑞提的现代小说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心－边缘模式，旨在唤起全球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与当今世界相关性的真正理解。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乌托邦的意愿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不断.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一直有一个想象最美好社会的丰富传统.鸟托邦是人在现世、在人间建造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模式.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也没有宗教的含义.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乌托邦尽管有文学虚构的形式,更重要的特点却在于其寓意和内容.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因素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从阐释学观点看来,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视野为前提,但"阐释循环"的要义并非证明理解难免循环或主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文学和文化?中国研究应该采取怎样合适的视野和模式?二十多年前,柯文曾提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应该有"中国中心"的观念,但直到目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并没有以"中国为中心",却更多受西方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而且也没有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讨论几个具体例证指出,随着中国近来的变化发展,学术交往和互动的机会迅速增加,我们早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融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努力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张隆溪教授最为深切的关怀和愿望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海外求学、研究的个人经历就充分说明,在英语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者同样也有可能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并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学者的沟通和对话。张教授进而指出这种对话对于中西方学术界双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因此,国内学者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并投入到学术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去。张教授最后还对国内外语学院的教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善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