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焘与中国现代语言学

本文从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方光焘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     

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是以古代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不注重研究现存的活的口语。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读懂古书。研究的方法大多是注疏式地解释古语词的音义,而不大注重语法研究,特别是不重视语言系统的描写。针对这种情况,结构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狄南·德·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在他提出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又系统地提出了划分语言共时性(Synchrony)和历时性(diachony)的原则。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索绪尔提出的这一理论原则,在语     

江青和吕后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借评法批儒之名,竭力美化吕后。尤其是“精生白骨”的江青,竟赤裸裸地表白“要效法吕后”。江青指令她的黑秀才舞文弄墨,或作介绍,或写文章,吹捧吕后是什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刘邦死后,“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路线”,“遵照刘邦遗嘱”办事,等等;而且亲自登台聒噪,摇唇鼓舌地说:“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她是“执行汉高祖路线”的。简直把吕后吹上了天。     

再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兼论语法研究三个平面

本文研讨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结合以及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联系问题。作者认为，意义和形式结合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语言观的原则问题。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本质区别不是意义，而是表现意义的形式。语法形式不是指孤立的语素或词等等，而是它们的结合关系。这种结合关系本身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只有从形式入手才能发现和解释意义。“三个平面”中的语用分析是指语法范围内涉及的问题，是通过句法结构表现出来的一般的语用意义。     

以索绪尔学说指导修辞研究——谈曹德和博士的修辞学理论

文章以曹德和博士几篇较有分量的论文为对象，概要评述了他在“如何看待修辞学是否属于言语语言学大讨论”、“如何界定修辞学的目标对象、研究范围、学科属性”、“如何认识修辞现象中的内容与形式”等课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观点。对曹德和以索绪尔学术思想引领修辞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应当如何理解索绪尔设想的“言语语言学”阐述了个人看法。     

谈隐含

隐含是指意思里有而话语里不出现的语义现象。它与逻辑语义范畴的蕴含、隐涵不同。隐含总是隐藏在复句里 ,并出现在后续句里 ;它与省略不同 ,无须出现先行语。隐含是汉语句法灵活性的重要特点     

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

从王希杰的“三一”理论中，处处均可窥见索绪尔学说对他的深远影响，但又不全是索绪尔《教程》的文本思想，而是对索绪尔学说的语言和言语、联想关系、句断关系及言语活动的开拓与发展。     

反问句特有的表达式

(一) 语法学者通常把问句分为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反复问四种,认为这四种问句都各有自己的表达式,而反问句却没有特定的表达式;认为这四种问句只要是无疑而问都可以用作反问句。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不尽符合汉语事实,反问句也有它特定的表达式。     

论句子的语义结构

语义问题是当前语言学界颇为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大家比较注重语义构成成份(semantic component) 的分析,很少对句子的语义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对句子的语义结构做一些探讨,很可能是错误的。一、句子是交际的基本单位语言是交际工具,人们利用语言进行交际,句子是交际的基本单位。句子包含着形式     

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列宁主义原则——驳斥苏修对我党民族语文政策的攻击

苏修叛徒集团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唆使其御用学者舞文弄墨,恶毒攻击我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妄图挑拨我民族关系,破坏我民族团结,达到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罪恶目的。他们对我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胡说什么: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在创造文字、制订正字法和新词术语等方面,中国领导人是采取“大民族主义观点”,是“同列宁主义相抵触的”,是“违反语言发展规律的同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