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的历史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史，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对城市形态进行相似性比较，但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其结论是值得质疑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历史并不一定就是事物、事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存在发展阶段以及变化规律可循的“发展史”，而可能只是由一些不存在密切联系，只是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同类对象构成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以及江源图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江源的记载以及保存下来的江源图的分析,可以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中,“岷山导江”说一直占据主流;徐霞客提出的金沙江说,虽然也有一定的支持者,但并未对“岷山导江”说产生太大的冲击。虽然在今人看来,“岷山导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需要考虑到这是受到“科学主义”影响的现代人的认知,且现代确定河源的标准也不是一种客观标准,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认知需要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夏朝”存在吗？——基于历史学学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

学界目前在"夏朝"存在与否等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不仅来源于学者们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即历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影响未来。而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不仅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且由于历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导致对于过往的理解和解释有着多元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夏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和史料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反而恰恰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专题视点：文明的图籍表达

主持人弁言：地图,是人们对地理的认知和反映,自古以来,其绘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近代以来用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地图,其表面上的准确性将这些主观性掩盖了起来。近现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图上,充斥着对世界秩序和空间秩序的构建、对地理空间的人为划分以及对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了展现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在这些地图上绘制长城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即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的很多长城并不是写实的,如大多数宋代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实际上很难确指这表达的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则体现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李孝聪教授的《试论地图上的长城》一文除了对上述这些思想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明清时期基于各种目的绘制的长城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通常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有关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应当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关注,也都出现于文本和地图中,因此最新的地理发现并没有取代传说和传闻中的关于黄河河源的空间概念。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在文献,尤其是在地图上,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传统认知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应当被认为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上述认知正是冯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一文的撰写主旨。这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展现了地图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史料的地图,其史料价值除了图面内容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了地图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背景的关系之中。     

“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

无论近现代地图还是古代地图都不是对地球面貌的客观再现,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表达。民国以来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大多聚焦于地图的绘制方法。受到民国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舆图绘制中蕴含的"科学",认为"科学"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图绘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同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判断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且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时应当具有同情的眼光。     

北京:从一方都会到中华帝都

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一般公认的建城史已有3056年①。在这一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其从早期偏于一隅的一方都会,在元代之后一跃成为庞大帝国的首都,并延续至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侯仁之先生曾对此有过简单的叙述②,本人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在侯先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简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

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因此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

以往对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只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缺乏对古籍中地图的关注，由此未能揭示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全貌;通常用于确定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年代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古籍中的地图，且对地图谱系的分析也是极为困难的;目前全国总图的史料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以及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     

“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

自施坚雅归纳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个特点之后,这一命题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是,以往研究对这一命题的几个基础问题,即“市”、“坊”和“城外郊区”还缺乏深入研究,并且存在误解,这使得施坚雅提出的五个特点中有四点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一命题必须要重新予以考虑。而且,当前“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研究方法存在“预设前提”的现象;研究内容也局限在坊、市、城外郊区等少数问题上,忽略了城市中其他要素的研究;在研究时段上也缺乏足够的时间跨度,这些问题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今后对唐宋城市的研究应该以长时段为主导,深入研究地方城市中各个要素的变化,客观分析唐宋之间地方城市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构成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