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及庚子事变爆发,颇留意于时政外交,并外化为书函文字,对秉权者有所建言。事变期间,聚集于上海的趋新士人群体表现活跃,不仅介入东南互保的酝酿和策动,而且对朝局走势多所谋划,张元济即为其中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一人。观照其人政治观念的意义和限度,对了解当时士风民情颇具价值,而据其函札考订相关具体史实,亦可说明某些回忆性质文章中不准确之处。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年史学论文一瞥

20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发表的论文中,历史学类论文始终占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重要的位置。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若干梳理,在此过程中或可略窥史学整体发展的某些消息,并为观察和描述变迁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一个有益的注释。     

北京大学博士生座谈"当代学术史研究"

编者按： 2005年9月1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这一天,本刊主编余三定教授利用参加<北京大学学报>创刊50周年庆典(庆典于9月17日举行)的机会.邀请北京大学部分博士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勺园座谈,征求大家对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及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意见.座谈会气氛热烈,大家平等交流看法,既有关于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又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分析和理性探讨.参加座谈会的博士生有中文系的柳春蕊(03级)、李峻岫(03级)、李晶(03级)、师力斌(04级)、翟景远(03级),历史系的戴海斌(04级),哲学系的任蜜林(04级)等.同时,余三定教授还特为邀请了<北京大学学报>编委刘曙光博士帮助主持座谈会并作发言,邀请了中文系03级硕士生唐文吉参加座谈.下面刊登的是座谈发言的整理稿.     

研究视野需要拓展，但不是泛化

2005年9月1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这一天,本刊主编余三定教授利用参加《北京大学学报》创刊50周年庆典(庆典于9月17日举行)的机会。邀请北京大学部分博士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勺园座谈,征求大家对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及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意见。座谈会气氛热烈,大家平等交流看法,既有关于本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又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分析和理性探讨。参加座谈会的博士生有中文系的柳春蕊(03级)、李峻岫(03级)、李晶(03级)、师力斌(04级)、翟景远(03级),历史系的戴海斌(04级),哲学系的任蜜林(04级)等。同时,余三定教授还特为邀请了《北京大学学报》编委刘曙光博士帮助主持座谈会并作发言,邀请了中文系03级硕士生唐文吉参加座谈。下面刊登的是座谈发言的整理稿。     

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

宗方小太郎生前即是日本国内公认的有名的“支那通”,死后被官方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自明治17年（1884）首度赴华,至大正12年（1923）在上海病逝,他在华活跃了将近40年,生前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中国各地考察纪行等文字资料,后人一般统称它们为“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这一大宗文书资料现被一分为二,分别保存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文章通过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的流转保存状况及文献类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研究及将来可能的研究面向,谈一些不尽成熟的看法。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庚子前后王闿运的思想动态——《王湘绮年谱》辨误一则

王代功所作《王湘绮年谱》谓，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梁启超在杭州有访王阁运事．、其事不确。翻检梁、王两方面文献，均无能够支持二人会面一说的记录。梁于当年夏确曾短暂回国一行，目的却在联合孙中山等人乘机起事，后因自立军事败而未果。庚子事变时期，王阄运主“恩不出位”，旨在宣传不问世事，苟且自乐，京城沦陷、两宫西逃后，又赞助“勤王”。其言行与梁启超相较，可谓南辕北辙，返回历史现场来看，新旧分野的趋势确实相当清晰。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

中央公园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     

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甲午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方力量,更对华商缺乏信任,并相互结成利益联盟。"商办"芦汉路终究无果而终,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