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伦理与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孔雀东南飞》英译本为例

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尊重知识的客观性,承认理解的合理性。前者决定了译者主体的受动性,后者决定了译者主体的能动性。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的理论视角,对《孔雀东南飞》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哲学理据。     

澳门印刷所与19世纪早期中国典籍英译出版

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西式印刷出版机构,澳门印刷所在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同时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典籍英译作品,成为当时中学西传的一方重镇.本文介绍澳门印刷所成立的背景,梳理其中国典籍英译出版物概况,从选题控制和技术赞助两方面分析其中国典籍英译出版活动,指出澳门印刷所是19世纪早期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