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片面性

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具有片面性:一是不能从本质上完全体现中国发展的真实价值。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目标应当是人本身。二是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往往导致政府权利对民众权利的替代。三是无助于民众对自身发展责任的承担,容易忽视人民在发展中的自主性、责任心。四是可能导致贫富之间的分化、隔阂。可能会掩盖这样一种倾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收入增长而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形成比较严重的贫富差别甚至两极分化。五是可能导致为急功近利的经济增长不顾收入增长背后的环境效益、生态效益。总之,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具有片面性。     

论中国转轨阶段的不可交易成本

西方交易成本理论把可交易的主体谈判关系作为既定的逻辑前提。中国处在转轨阶段,可交易的主体谈判关系还没有形成,不可交易成为特殊现象,研究不可交易成本,是中国制度创新的关键。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农民权利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农民权利方竹兰，刘兆彬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谁的经济权利最没有保障？是企业吗？是城市居民吗？否。平心而论，最没有经济权利的是占我国人口８０％的农民。他们不仅和城市居民一样，没有财产权、投资权和经营权等，而且，他们在收益权、消费权...     

论人力资本及其制度分析价值——与魏杰教授商榷

魏杰教授的人力资本观在方法上有偏差。脱离人力资本的逻辑框架研究人力资本 ,既不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内涵 ,又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学者具有发展人力资本理论的优势。可以从人力资本形成规律、人力资本内部构成要素、人力资本存在形态、人力资本特征等方面发展人力资本理论 ,为中国的改革深化提供理论依据。     

论我国产权制度创新的主旋律──发展民有联合制经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拉开了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序幕，其根本宗旨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场改革之战，较之过去的企业改革措施，无论是在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当前的这场改革仍然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是我国经济结构主体的认识为前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占到公有制经济的大部，占到整个经济结构的50％以上的观点或明或暗地在指导着人们的改革实践，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时快时慢，时进时退，甚至有新瓶装旧酒的危险。我们不否认国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龙头作用。国家…     

民众经济权利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

从制度因素中经济权利的角度剖析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分析经济权利作用于劳动、知识、资本要素增长率的过程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赋予民众一定程度经济受用权的前提下,通过逐渐扩大民众经济行为权,使民众的要素供给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行为权不再起限制作用后,应继续促进要素供给增加以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并将改革的重点主要转向完善经济受用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劳动者个人发展之关系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与之相应的生产力主体——现实劳动者个人，还具有半封闭性、低智力性及从众性的特点；在生产关系中表现为被动结合性、利益制约性和低需求性的特征。若想改变这种状况，则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劳动者个人素质的全面、综合发展，实现其向自由人的转变。     

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思考中国转轨阶段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方法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诺思方法是对马克思方法的补充,诺思的方法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只有将马克思方法与诺思方法结合,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制度分析方法。     

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学者具有发展人力资本理论的独特优势。开掘对人力资本内部构成要素和人力资本存在形态的研究 ,可以为公有产权制度创新及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创新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应该从社会人的本性来研究人力资本问题 ,深刻认识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生产性、创造性 ,这是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最深刻的应用价值。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的思考

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