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崔致远研究的三个误区及其突破

自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二十年来,“崔致远研究热”逐渐从韩国扩散到中国.但当前的崔致远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关于崔致远的生年及初来华之年受韩国学界误导问题；二是关于崔致远与罗隐、顾云关系及其创作渊源的若干误解；三是关于崔致远诗文评价中激情拔高问题.对崔致远的研究和评价,决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放在唐末文学和文化背景中,放在唐末作家作品序列中,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与评判.     

唐宋词雅化问题之重新检讨

唐宋词的雅化问题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认识。本文撇开元明清词话笼统的“雅俗”对立观，从现代历史观、美学观、价值观的视角对唐宋词创作和接受的实际以及时人的品评加以综合考察，认为“雅词”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因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唐五代北宋所谓“雅词”是与“俗词”对立的，南宋所谓“雅词”是与“艳词”对立的。唐宋词的雅化过程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五代北宋词的“化俗为雅”，南宋词的“化艳为雅”。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名篇《桃花溪》实乃宋朝人蔡襄所作,题为《度南涧》,造成很大影响,几欲成为定论.本文对莫先生的全部证据以及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和辨正,认为莫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张旭.     

遭遇历史误会的文学巨人——罗隐文学史地位之重估

罗隐继“温李”之后独步唐末文坛近半个世纪,其诗文创作成就均达时代之巅,堪称中国第一讽刺诗人。但自宋代以后的千余年里,罗隐逐渐湮没成为唐末五代众多平庸作家中的一员。真正在整个唐五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重新发现罗隐的,是鲁迅和毛泽东。罗隐地位的大起大落是历史的误会,对罗隐现象的研究,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思考文学史。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

本文对中国文人"巫山神女情结"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多角度的透视,并对两千多年纷繁复杂的"巫山神女情结现象"作了认真的梳理和初步分析,认为"巫山神女情结"是宋玉的复杂心态与大礼教文化语境碰撞的产物,其心理实质是"后俄狄浦斯情结";"巫山神女情结现象"则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权话语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男性文人潜意识中对受礼教压抑的本色人性的深深眷恋,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性显现.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从点化唐诗看李煜词对于北宋词的范本意义

李煜词给人总的印象是,极少用典,毫不晦涩,名篇名句流传极广,具有高度的语言独创性.然而,事实上在宋以前词人中,点化唐诗最多、对宋代词人创作方式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煜,这一点至今未引起人们注意.李煜词对唐诗的点化,均与自身的情调、意境融为一体,真正达到了运化无痕的境界.北宋人普遍欣赏李煜词,把后主词作为创作范本来学习和借鉴,并将点化唐诗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有观点认为宋人对于李煜词批评多于称赞,眨抑甚于推崇,盖是误解了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