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

刑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本有其特殊的功能. "海通"以来,西人却以之为中律野蛮的重要表征.甲午、庚子以后,西潮的影响愈趋扩大,朝廷和读书人开始自认野蛮,倡导包括废刑讯在内的带根本性的法律改革.修律大臣和朝廷高层并非从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而是从收回治外法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骤然废止刑讯(只保留死罪可刑讯),将刑部、御史和督抚认为废刑讯将不利于审讯的谏言置之不理.结果废刑讯的谕旨实际得不到很好地执行,原来寄予厚望的西式审判厅之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导致讼狱积压、滥用非刑的恶果,于斯可见清季修律急于收回治外法权而不顾实际国情的特性.     

专家系统在图书编目中的应用

文章通过分析专家系统的组成和特点,并结合图书编目工作的实际,介绍了将专家系统引入到图书编目中的应用现状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基于零模型的开源社区大众生产合作网络结构研究

以google code开源社区为例,依据生产者合作关系按照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大众生产合作网络模型及合作网络的零模型,实证了该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及同配性特性,并探测了三节点和四节点模体及社团结构,结果发现该网络模体同步能力较强,开源社区合作涌现性可能与这些模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开源社区大众生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产业竞争关系复杂网络模型群分析——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例

复杂网络为研究多市场背景下大量企业的竞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单一模型很难全面客观地描述产业竞争关系,为此提出了模型群的思想.以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例,首先建立了零部件企业与产品的二分网络模型和根据产品销售量加权的加权二分网络模型,然后分别把布尔二分网络模型和加权二分网络模型投影到企业节点上,根据不同的投影规则得到汽车零部件企业间布尔竞争关系网络模型和有向竞争压力网络模型.对4个模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网络模型拓扑属性的经济学背景进行解释.     

试论机械加工精度存在误差的原因及对策

分析机械加工存在误差的主要原因,然后提出提高机械加工精度的措施。     

1907年修律权纷争与立法新制的建立

1906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却未对过渡时期的立法权力作出安排，由此引发次年修律权之争。戴鸿慈和张仁黼提出以法部、大理院专司修律，岑春煊提出另组立法机构，意图夺取沈家本的修律权力。奕劻主导的宪政馆却以不合三权分立之义为由，反驳诸议，主张分解立法权，建立法律馆掌法典编纂权、宪政馆握考核权的立法新制。其议奉旨获准后，沈家本留任修律大臣并重组法律馆，形成以留学生为主的修律班底，不少人又为宪政馆要角，甚有利于趋新法律的制订与出台。     

浅议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思路与举措

近年来,电力行业特别是供电企业加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初步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机制,但来自观念、体制等方面的束缚和阻碍仍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效,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电力企业全面构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体系,对于实现电力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从电力企业的实际出发,梳理并阐述了"三集五大"新形势下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优化思路与举措。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

张之洞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论者以之为囿于"中体西用"说的表现,往往有顽固保守之评.不过若仔细检视其事及其主张,不难发现张氏反对的内容其实相当有限,其主旨显然不是要全盘推翻草案,而是在效仿西法、收回法权的同时亦可维持守约式的礼教.然而庚子以后尊西趋新之风极盛,加上商约条文放大了收回法权的愿景,不但传媒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新刑律,就连朝廷对张氏的诉求也阳奉阴违,核订新刑律实际秉持"完全以世界为主"的宗旨.可见张说在清季最后几年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不能为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

晚清修律中的"无夫和奸有罪"本是无足轻重的法律议题,且不具实践性。劳乃宣等人提出保留和修订,试图在收回法权和保存礼教之间取得平衡,象征性地维系礼教精神。拒绝折衷调和的新派传媒将此举视为反对新刑律,并片面理解和夸大西方愿意放弃治外法权的消息,将之提升到国家生死和立宪成败的高度,于是结成游说团体"新律维持会",试图影响资政院议员的表决。不料却意外触发蓝、白票党之争,进而引起政学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两大西式政党的组建。两派根据法律异见而组党,揭示出以政见划分政党的西方学理的影响,但当时舆论已有不同意见,辛亥后的实践亦证明朝、野分立才是政党政治的大势所趋。     

汪康年与晚清修律中的法权迷思

晚清修律意在法外，旨在以西法合理化朝廷的统治，进而通过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体现出清廷治国思维的外向性。传媒舆论于此多有认同之意，并着力推动此事。然《刍言报》主人汪康年却从内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转换法律意味着礼教的凌替，西法未可照单全收，而治外法权不过是当初设定的中外交往模式，并质疑修律以收回法权的可行性。后在劳乃宣等人的力邀下，又卷入新旧之间的“礼法之争”，益见其对内治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经历舆情反弹和政党萌芽之后，汪氏选择淡出论争，立场有所转变，于斯可见其流质易转的个性和随时而变的论政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