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来自近代中国的证据

基于清末中国发展师范教育的历史情境，可实证分析师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师范教育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双重差异构建识别策略，研究发现：（1）与师范教育诞生之前相比，师范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地区相比师范教育发展较为迟缓地区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说明清末师范教育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2）师范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初始经济状况较差地区更加突出，意味着师范教育具有促进地区经济收敛的潜力；（3）师范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为新式小学提供师资。本研究首次分析了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新近经济学研究对不同教育的经济贡献差异的关注，结论也对教育基础薄弱国家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罗兴亚问题对缅-孟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影响

罗兴亚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前英殖民者在亚洲埋下的诸多“民族问题”之一，也是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难解的“痼疾”。2017年8月以来，罗兴亚问题的再次爆发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缅甸在打击罗兴亚暴力活动的同时，反对国际干涉，试图牢牢把握该问题解决进程中的主导权，而孟加拉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寻求将罗兴亚人遣返缅甸，立场的对立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而美国和印度介入罗兴亚问题则使地区秩序进一步复杂化，并在舆论和安全等领域影响中国的利益。2020年1月17日至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也给“罗兴亚问题”的解决带来新契机。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型研究

突然的巨变会几何倍数地放大常态下的危机,进入2020年,蔓延世界的危机渗透到各个领域,用创新化解这一卒然降临的危机,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应对策略。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以其立竿见影的成效成为应对策略中的首选,然而,文化与科技融合本身也存在着创新的危机。研究发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核心是引领性的社会价值观,它是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粘合剂和催化剂。深究文化、科技、价值三者深度融合的创新关系,借鉴生物学界的三螺旋理论,推导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立体三螺旋模型;其存在被动依赖与主动适应两种关系;及其驱动创新与自反创新两种创新类型。     

西部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及特征研究

随着“2011计划”的持续推进,协同创新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利用 RAM模型估算了西部地区协同创新效率,并结合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了省际差异度和变动趋势。结果发现：西部地区效率具有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显著缩小,初期的效率低下状态将会对未来效率产生长期的制约。     

信贷资源配置与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性

银行信贷扭曲和配置不当会降低经济发展的平稳性。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含产出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稳定、资源耗费与生态环境稳定改善的经济发展平稳性综合指数。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测度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对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性的影响。研究得出：信贷配置扭曲与经济发展平稳性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与经济发展平稳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程度存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区间,低于该区间下限时,随着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程度的增加,经济发展平稳性不断改善;达到这个水平区间时,经济发展平稳性处于最佳状态;超过该区间上限时,经济发展平稳性不断降低。     

试析地质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随着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我国地质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取得了不少成绩,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质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探讨,希望对相关从业人员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医疗减贫效果被低估了吗 ——来自社会空间视角的解释

将社会资本纳入Grossman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模型,结合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并构建农村保障社会医疗间接减贫框架,再利用空间Tobit杜宾模型和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保障制度对单个家庭医疗减贫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通过社区社会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处于同一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其他拥有保障的家庭更愿意为病贫家庭给予经济援助,农村保障的医疗减贫溢出效果显著,并且农村社区家庭之间社会空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助于医疗减贫溢出效应有效发挥.(2)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农村医疗减贫的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社区收入水平支撑,而且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医疗致贫风险分散能力的提高,该调节效应也在不断增强.     

公益创业教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载体

公益创业教育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可以把公益创业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载体,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知行合一,真正实现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高度自觉,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