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

20世纪晚期复兴的协商性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重新强调了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的政治义务伦理,同时巧妙地避开了大众直接选举的乌托邦色彩,把自己建立在近代以来的宪政法治体制中,实现了民主理论新的超越,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言论自由的限度理论

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品格和价值之一。但法治社会中任何一种权利都不是绝对无限的存在。法律的规定和其他正当性权利都构成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边界。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首倡的“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言论与社会安全的关系,试图在自由言论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平衡。而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为解决这一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和谐文化建设与法律价值体系的重构

和谐文化意味着一种权利配置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文化”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精神旨趣在于改变以往偏重效率、弱化公平的法律价值论思想，坚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同时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并以此为契机重组我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实现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法律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更新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