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

苗族麻山支系长期生息在喀斯特山区,因此积累了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技能.20世纪中期,随着周边社会环境的巨变,麻山地区石漠化灾变日趋扩大,虽经多方救治,成效甚微.但全面剖析当前苗族的生计方式后发现,发掘和利用苗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据此,可望找到根治石漠化灾变的可行方法.     

论元明清时期土司区贡赋与环境的兼容——以贵州及其毗连地带为中心

贵州省及其毗连地带地质结构复杂,生态系统多样。元明清时期,该区域土司进献给朝廷的贡赋大都为千姿百态的土特产品,这样的土产由于能与其生态环境、基层管理体制相互兼容,因此当地生态环境良好。其后随着西南边疆局势变化,朝廷在此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导致贡赋类型、开发模式、基层管理体制的紊乱,无意中诱发了生态环境变迁。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出路

纵观近两个世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总在周期性重演。每次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无不是对发展方式作根本性的观念调整，并落实到社会经济运行当中。就上世纪20—30年代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美国而言，其成功的要诀在于罗斯福新政：为了遏制全球性的黑风暴生态灾害，美国动员数百万民众在西部植树种草，支持国家西部生态建设；     

以贝为饰习俗成因考

“海(贝巴)苗”世居苗岭中段山脊地带,其住地距海千里有余,他们绝对没有见到大海,并直接认识海洋生物的任何条件。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却离不开一种海产贝类的外壳——“海(贝巴)”,这是他们妇女不可一日或缺的装饰品。正如吴译霖教授所说:“(海(贝巴)苗)女子的背上挂有一条线织的花布,布顶端缝有二十个左右的海(贝巴),所以汉人称他们为‘海(贝巴)苗’。”供这种装饰用的海(贝巴)表面呈长椭圆形,背面隆起,光洁圆润,坚硬异常,在浅黄褐色的底子上,杂有些暗红褐色的花纹,十分晶莹可爱。这种海贝盛产于热带海城,海(贝巴)苗能得以认识它,并形成普遍戴用、人人宝爱的风习。看来非经他人转手,并能保持稳定的供应不可。     

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

民族文化具有能动适应于环境的禀赋，这是学术界早就公认的结论。但前人基本上是就文化的生态适应而展开研究。而我们所面临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生态危机频发，文化对生态的适应失去效用。文化的适应存在双重性，它既要适应所处生态环境，还要适应所处的社会背景。前人对文化的社会适应缺乏关注，正是无法解释目前生态危机频发的原因。为此，以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在近500年间的文化变迁为例，通过文化政治分析，去揭示这三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如何在中央王朝的统一政策作用下发生变形、扭曲和缺失，力图弄清文化的社会适应原则，希望从中找到复原和利用这些地方性知识的最佳对策。     

混成耕牧制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

混成耕牧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于我国西南山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彝族、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甚至部分汉族和布依族都曾实行过这一生产方式,有的至今尚在延续或变形延续。然而, 对混成耕牧制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 文献记载又残缺不全。因此,通过对彝语地名含义的破译和诠释, 归纳这些地名定型的命名意图, 透视这些地名的命名取向, 从而揭示混成耕牧制在资源利用上的若干特点。     

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

据贵州省地方志记载,贵州中部的苗族“有族无姓”,或“有名无姓”。(见田雯《黔书》卷三,(康熙)《贵州通志》花苗条)这里所说的“有族”,是指有确切的家族谱系而言;“无姓”是说黔中苗族迟至明朝末年,尚未使用汉族式的姓氏;所谓“有名”是说当时苗族使用一套与汉族完全不同的人名命名系统。如果这一记载属实,而我们又掌握了这种命名的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正确地区别文献中人名的族属,而且还能为识别文献中的苗族史料找到一个标记,这对于研究苗族将大有好处。为此,我们勾稽史籍,跋涉于黔中各苗寨,逐一查证了该地苗     

利用共时性造字符码破译古文字

《 说文》 释“单”字形义音皆误。依据共时性造字符码破译“单”字甲骨文形体,认伪“单”即描兽索具。以此出发,甲骨文金文中一系列从单之字都可以得到解释。     

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的比较研究

老司城遗址是一个保存十分完好的土司衙署遗址,它是永顺土司历年施政的物态总汇.“改土归流”后,该衙署才“一次性”废弃并转化为遗址.在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任过1,700多家有官品、有职掌和有领地的土司.其后,经过历朝的“改土归流”行动,沿袭至1911年土司制度宣告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最终都演化为遗址.为此,将老司城遗产从“遗址化”的过程、遗址的保存现状及遗址研究的已有成果三方面与同类遗址展开比较研究,从中可以透视出老司城遗址“遗址化”过程的独特性、遗址保存的完整性.老司城遗址不愧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中保存最完好、保存现状最理想、代表性最强的遗址.     

本土知识的发掘在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中的参考价值

当代所能观察到并能展开科学研究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定型于“前工业文明”诸文明形态。由于受到社会整合力和科学技术的限制，这样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必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且主要是凭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去健全和完善人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关系。这就使得凡被确认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必然包含众多本土知识和技术，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工业文明”的强势干扰下，这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大多都会变的隐而不显，不经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就难以发现其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在当代的可利用价值。以至于要对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价值认定，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提供认证依据，才能确保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