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近些年来,有关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原因在于新刑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地方出台了司法指导性文件对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数量标准进行规范。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从刑法角度看应当说没有可争议之处,关键是司法适用中如何进行解释,对此,当前方兴未艾的法律适用方法研究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6条“通谋”司法解释之我见

司法解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56条"通谋"的理解有自相矛盾之嫌,一方面将"通谋"扩大解释为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另一方面认为"通谋"包括"明知"和"多次帮助"的情形,从而将没有意思联络即没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帮助行为包括进来。司法解释对"通谋"的解释结论实际上是一种司法拟制,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从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司法解释的结论也不妥当,因为只有不适当地增大了法益侵害危险的中立帮助行为才能以共同犯罪论处。     

法律人类学研究述评

文章从梳理中外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入手 ,对该学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作者认为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法律与社会的层面 ,二是民刑法各部分法律本身的层面 ;在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中 ,结构—功能主义、进化论、文化传播以及解释人类学等理论方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法律人类学又提出了新法律多元理论。     

有组织犯罪的认定与防范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理解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的偏差.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后者的认定应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过在解释上应当予以适当的扩张.文章还从刑事立法与司法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防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治乱重典论"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相信"重典治乱"的刑事政策,但是,历朝历代对这一政策的运用均有不同,极端重刑主义、约法省刑、重重轻轻是其中三种用刑的模式.当代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20年来仍然信奉"重典治乱"的理论,持续的"严打"造成了刑罚结构的日趋严酷,难以为继.对犯罪的治理应当转变思维观念,不可盲目依赖重典.     

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引入中国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非监禁刑的大规模适用是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非监禁刑比例极低,应当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作出改革:第一,将劳动教养轻罪化,基本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第二,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审前释放和暂缓起诉制度.文章还对当前社区矫正试点中志愿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民族习惯法回潮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青海藏区"赔命价"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习惯法出现了大规模回潮,它反映了传统文化面临社会压力所做的重整努力.习惯法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各个民族的法律没有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现行民族法律政策在实践中受到文化沙文主义的影响,应当在部门法中将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具体化为明确的法律制度.     

理想与现实:中国刑事政策的展开

中国的刑事政策一直停留在启蒙阶段,表现在人道主义、法治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完全确立.防止犯罪特别是针对犯罪人的各种方法措施没有考虑其作为人的尊严,人道地实施;许多具体刑事政策还不能说完全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目标和对策从科学主义出发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从目标来说过于理想化,甚至神话化,有必要回归常识,即现实化.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的司法适用

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较多 ,部分原因在于没有权威的司法解释可资引用 ,学理解释又分歧较大。本文对此类犯罪中“国有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同时认为有必要尽快出台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