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基于多层面与多维度视角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文章利用宏微观数据,系统梳理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社区治理和家庭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持续近4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形态和公共政策都发生了诸多改变;社区服务供给和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也日渐提高;家庭养老资源日益萎缩,护理员面临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照护活动给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负向溢出效应。尽管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改变,但应乐观、科学辨证地审视这一现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应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为老服务体制机制、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真正让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而流动前后获得的各类人力资本是移民融入的决定要素之一.文章实证研究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社区参与,增强对流入地文化理念的接纳和长期居留意愿.但是,人力资本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对文化的影响最小;在多个人力资本变量中,岗位就业年数对融入的影响最为一致,其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本与融入之间存在一种有差别的关系,因融入的维度和测量指标而异.但是,不是提高了收入,流动人口就能全面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流入前的人力资本,强化流动后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流动人口的全面融入至关重要.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只见数字不见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研究

职业培训是提升由正规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增强流动人口生存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多个互补的调查数据,描述2009年以来职业培训的基本水平和变动趋势,并利用2013年最新调查数据,探讨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要素对职业培训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但实际上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与社区提供的数据极不匹配,存在“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现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受到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劳动就业特征、流动特征以及社区提供的服务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提高流动人口的培训参与率,必须从政府、社区和个体多方面入手;只有流动人口切实感受到培训的益处,培训的动因才可实现.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在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由于女性老年人寿命长于男性,因此成为一个规模快速增加的群体。女性在受教育、就业比例以及收入水平上一般要低于男性,因此她们在晚年生活中的弱势积累效应更加明显,表现为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困难更加突出。在当今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减弱和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女性老年人口问题需要给以更多的关注。采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当前老年妇女的人口、婚姻、受教育、经济来源、职业以及健康状况给以描述和分析,以期为学术研究和政府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依据。     

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定性和定量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潜在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与儿子预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功用相关。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建议。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