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行政法的应对:改革路径的分析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法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并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全球化,中国行政及其行政法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转变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就改革预先做出法律上的安排,确立行政民主、透明、分权和违宪审查等基本制度,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论我国行政主体的新发展:基于《物权法》的解读

《物权法》不仅具有产权明晰的私法意义,对法治政府的构建亦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在《物权法》的公法性表现下,物权登记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都表现出行政主体所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已成为新的行政主体形式。     

法治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研究

通过分析现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现状，找出城管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城管综合执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行政法治为视角进一步分析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混乱局面，剖析城管症结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从法治视野对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改革路径和思维进行深入反思，揭示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共通误区；并结合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行政执法理念和先进的现代城市管理理念，对原城管工作理念进行重塑，并探索城管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中国迈向低碳未来的环境法律治理之路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当今世界及中国的环境治理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如何通过法律治理取得成效,无疑需要在检讨当前环境法律治理欠缺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立法上实行综合立法与专门立法并进,在全球性环境法律治理上加强合作治理与国际协调,在治理工具上实行政策与法律的协调衔接,在环境法制建设上强化法律实施机制.     

我国低碳生物技术发展的法律激励机制探索

低碳生物技术应用于能源与环境等领域将能缓解能源需求,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低碳生物技术的法律激励机制应体现在统筹规划与约束性目标、研发投入支持、财政与税收优惠、收购激励与政府采购以及培育和完善市场等方面。低碳生物技术发展不仅需要一整套规范的、系统的激励机制,而且还应落实到现实运作中,实现其高效性和有效性的统一。由此,需要政府在战略规划与计划、法律法规及其配套、产业管理与市场监管、经济与财税优惠等方面完善体制,也需要企业和市场理性发展,形成从制度设计到技术产业化的良性运行。     

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多学科视角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可以在多学科视野之下加以探究:从信息学基础来看,信息的共享与信息的便利决定了政府信息必须向民众公开;从经济学基础来考察,信息的可交易性以及低廉的成本决定了公众有权获取和利用政府信息;从政治学与行政学基础来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民主(参与)行政和电子政务的当然之义;从法理观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政府的公开义务;从国际法观之,政府信息公开还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国际义务.只有从法律上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才能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依法行政亟待理顺的几个法律关系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和难点，其成效如何，直接决定着法治的实现及其进程。而“依法行政”作为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上还面临着若干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特别需要理顺下述的若干关系。否则，“依法行政”就可能被异化或变样。一、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法治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实现法治，而实现法治必须全面考虑立法、行政、司法等若干环节或系统。可见，在…     

行政强制制度的现实检讨

行政强制制度一般来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强制执行,二是即时强制。前者是指义务人不履行行政上的义务时,行政主体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来达到义务履行目的的制度;它具体又包括直接强制执行(对人身、财物、场所等直接实施强力)和间接强制执行(代执行、执行罚)制度。〔1〕?..     

论行政违法的本质与特性

行政违法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的一种违法形态，与民事违法及公民的违法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本质上，行政违法是一种具有“公害”的行为，它对社会秩序、政府形象、法律权威、守法环境等都具有破坏性，在特征上，它具有行政性、违法性、侵权性、受制栽性和救济性以及与腐败的并发性。对行政违法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寻求有效的防止和弥补途径。     

行政契约的诉讼制度架构探微

行政契约在行政与合意两方面的混合特性决定了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解纷规则。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契约争议的最佳渠道,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尚缺乏有效解决此类争议的能力。针对行政契约案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迫切需要在受案范围、审查原则、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审理程序与判决等方面有新的建构或改进,在行政赔偿与补偿规则上也需要有相应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