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痛苦内容和解脱方式

杜甫的诗篇记下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之愤;国政失策、危机四伏之忧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干谒进取;诗酒遣愁;宴游交欢;游仙逃佛等;他的伟大,在于他有以国家之痛为痛,以生民之病为病的崇高情怀;他的痛苦内容,正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人文关怀。而其中闪耀的仁爱、人性、人道光辉,又使其超越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局限而展现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袁枚人论述评——“性灵说”相关要素研究之一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对袁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研究有一共同特点,即都在文学范围内讨论袁枚,这当然也很正常,但也暴露出一些局限,例如袁枚“性灵说”的产生背景,或者说“性灵说”与袁枚思想其它方面的关系如何,他为什么要那么强调独抒性灵,这种问题近来的研究似未涉及。本人曾有短文从经济思想角度予以论及,这里再就其人论进行述评。关于人的问题的见解,是袁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荆棘丛中的灵肉自适──论袁宏道的世界感与幸福观

对袁宏道的诗论和创作的关注在学术界为时已久了。由于文学活动对多数古代文人来说只是其诸多人生实践的一个方面，文学创作也常常只是他思想、情感活动的外化物的一个部分，因而研究那些与文学相关的其它要素，常能使文学家的形象得到更完整的呈现。同时，因为这位文学家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颇有意味、蕴含的角色，所以，对与文学相关要素的研究，对文学和其它领域都有意义。对袁宏道的世界感（生活于那个时代、社会的感觉、感受）及其对策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它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理论的思想背景、心…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论清代诗歌戏曲小说间的联系渗透与互补

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体系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表现出了思想上进步有限、形式上不断翻新的特点。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人都把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等同于各体文学的替代史：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戏曲小说，后浪推前浪，各代文学皆独擅其美，而相对忽略对后起文学与原有的而又继续存在下去的文学样式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文学长河，始终呈现着兼收并蓄、相互融合、前赴后继的态势。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古典文学各种体式已基本上发展完备，不仅诗歌…     

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兼谈两者与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间的关系

袁枚是清代中期思想最解放的诗人，其理论和诗创作影响巨大深远。他的男女关系观、妇女观是他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与他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总体上是解放、进步的，但也有时代及其本人的个性所造成的局限。他的男女关系观和妇女观与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关系非常密切。     

中国生态美学的传统特性与现实难题

生态美在近现代中国被严重忽视了,现在对其重新审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美学文化资源,其在雅文化圈内的特点是由政治学的副产品,转而为人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美成为文人士大夫人生中非常看重的一个方面.但中国古人重视生态美,有明显的省简欲望、回归原始的倾向,对这样的文化遗产,在当今这个以欲望推动财富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在全球化时代,生态学和生态美学都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都有巨大的学术空间,值得深入探讨.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唐寅、文征明文化性格比较论

文化性格是指包含文化内涵的人物性格。唐寅、文征明皆以诗书画三绝著名当时与后世,而两人之人生及文化性格则大不同。唐“百年强半”而夭,而文则遐寿九秩,且主持吴中风雅30余年;唐曾中解元,涉科场案而愤世自放,文数试不得一举人而待诏翰林三年;唐赴宸濠招而不得不佯狂以免,而文卒能避之。唐纵情酒色,而文持身谨严。而两人之诗,则唐更有个性与时代气息。唐、文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经济生活和社会风气发生新变的时代,文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可能作出的选择。考察这种文化性格的差异及其成因,对认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和效果,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并帮助我们思考当代的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     

陶诗疑案试解

今天,所有传统的文学史,都给陶渊明及其诗歌以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把读者考虑进去,重新回顾由创作和接受共同组成的文学史的时候,不难看到:陶诗虽然也有不被重视的时候,但它的魅力随着读者的更迭而显示出升降。陶诗刚问世时,仅仅是一只缺少文彩斑斓的“丑小鸭”;唐代人得意时看不起它,失意时眷顾它;只有宋人,才把它奉为至尊。宋以后,痴情中逐渐渗入了理智,一古脑儿的膜拜渐由辩证分析来代替,这条不甚朦胧的轨迹,不能不引人穷根究底:在迷离惝恍,纷芜嘈杂的评头品足背后,究竟有多少机制在制约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