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文体对拟":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特点——以古文(批评)家的创作与批评为中心

在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因人而施、随人赋文的"文体对拟"现象:精心摹拟某一作家的文体,并把这种摹拟的文体反施于所摹拟的作家,从而在文体的相互映发、两两相对之中,达到并且强化赞美、悼念、批评、商榷等特定效果。"文体对拟"发轫于两汉、兴于六朝,自唐宋诗人,特别是古文家登上文坛,"文体对拟"更极其盛。而明清以来对"文体对拟"批评、的格外重视,又与唐宋诗文在这一时期受到普遍尊奉大有关系。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文体对拟"还与古代文学创作、批评中的其他许多现象如论诗诗、"当行"、"以汉人语对汉人语"等在文心与文学观念上有部分的相通之处。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

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须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通三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观念"批判

古代文学史作为现代史学之一部,借鉴现代历史观理解和阐释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多方反思自身的学科特点,与历史有意拉开距离,强调重视文学本身特性的研究.这固然很有必要,但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承袭着现代历史观;另一方面,没有反思和修补与传统史学的断裂,也没有充分注意和同步跟上史学研究本身的新观念、新实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观念"面临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方面的丰富资源,需要各有扬弃,彼此融合,以新的历史观推进学科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

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反经典之"反"通常不是激烈的颠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反经典形成对照。今天,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也使得经典与反经典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

现代观念和学理范式成为百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这使研究者扩展了视野,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忽略古代文学、文体的自身特性与丰富内容的偏颇.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就是应从现代观念的一些偏差、误解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及其具体体现的文体的原生状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论苏轼的 “物我平等” 思想与诗艺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因为此,诗歌、绘画等美学活动凸显出以隐喻、象征、情境创造等手段迂回接近事物、打开物我之间无限空间及变化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在这种物我平等的思想作用下,苏轼还对人一直以来将自身置于他物之上、化约他物的行为展开反思和批判,认为艺术家形槁心灰的脆弱恰也就是其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