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下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管理研究

在论述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考生、家长对招生信息了解不够,导致招生院校与考生、家长之间信息不对称;由于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是一种新型招生模式,选拔制度存在缺陷,导致招生院校不能全面掌握考生信息;因信息的不对称,考生在报考时出现"逆向选择"等。据此,提出高职院校在单独招生中,应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对单独招生中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行控制与利用:发挥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引导与监督作用、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应用现代技术及改革与创新单独招生和考核模式。     

立法语言论略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外,其他国家机关无权行使国家立法权,但是可以而且必须制定必要的法规: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法学上.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技术叫做“立法技术”。立法技术通常着重指称制定法律的技术。立法机关运用立法技术,可以制定确切而又完整地表述统治阶级意志和     

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评介《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名望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是一本卓越的语言学理论著作。语言学界一般都认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     

清代“幕僚”及其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的建树

清代“幕僚”及其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的建树潘庆云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虽曾对立法和司法中的语言运用发表过某些独到见解，但有关司法文书制作和法律语言的较为成熟的著述，直至清代才问世。清代出现有关司法文书制作和法...     

隐语源流考略——从江湖医生行骗谈起

大中城市的电线杆上、招贴墙内到处可见一些自称“老军医”、“老华侨”的江湖骗子,以行医卖药为幌子,诈骗钱财、草菅人命。为什么这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屡屡得售其奸却又禁而不止呢?究其原因,除了这些江湖郎中(俗称“皮门”)利用部分群众求医心切、识别能力差而施展,投其所好、引人上钩的狡诈伎俩之外,还与这伙骗子同伙间配合默契,随时用隐语交换消息有很大关系。例如他们把用招贴或其他手法吸引群众叫做“圆粘儿”、弄假骗人的物事(如捉牙虫的事先准备蛆虫)为“狼色”、敲诈病人钱财为“开瓦”,钱为“杵头     

隐语与秘密社团文化

隐语是随着犯罪和某些秘密社团的产生而滥觞的一种亚文化。同普通语言相比，隐语具有诡异性、歪曲性和封闭性的特征；隐语是使用者的一种超常行为与生存手段，反映其价值观念、文化心态；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隐语将消亡。     

全国语体学学术讨论会在复旦举行

由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和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联合筹备的全国语体学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在复旦大学工会礼堂召开。来自本市和全国各地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的有老一辈语言学家吴文祺、张思禄、胡裕树、黄宏煦、吴士文、文艺理论家王运熙等,以及近年来各地活跃在大专院校讲坛和理论界、学有专长的中青年语言     

“汉语语体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作为语言学范畴的“功能语体”(简称“语体”)是指全民语言因交际题旨和情景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体式。语体学(Stylistics)是一门与风格、修辞有关的学科,它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法国语言学家巴依(Charees Bally)对语体学的建立有很大的贡献。他提出要建立一门摆脱美学的、旨在描写语言的语体学,他在《语体学概论》(1905年)和《法语语体学》(1909年)中对描写语体学的任务、对象和方法作了明确的阐述,在     

论汉语法律语体的一般特征

笔者曾提出关于开展法律文书研究的建议(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83年第2期)和关于开创汉语法律语体研究的初步设想,现在我想对法律语体研究问题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各位专家。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法律文书不但在诉讼活动的全过程,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文书所用的语言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文书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在加强法学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的同时,很有必要开展对法律文书所用语言的研究。在各地的法学刊物上,已有不少文章就一些具体的法律文书,对其中的词语、句式或修辞进行某些探讨,指出     

法律语体学的对象、范围和方法

一、法律语体学的由来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感慨道: 有两种东西,我思索的次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就愈使我经受惊异和严肃的感情——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脑中的语言。 的确,在大千世界中,如果说存在一种最平凡无奇而又最瑰丽繁复的现象,那就是人类的语言。而在有关语言的各种问题中,语言的运用又使人更为关注,我国春秋时代“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言论(见《论语·子路》)是古人对语言运用高度重视的明证。在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法律语言”又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领域,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学者对“法律语言”的推崇与赞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认为这种语言是一种经过权衡斟酌的、最准确的理想的语言;法国大作家司汤达在创作《巴玛修道皖》期间、每天清晨必读几页《拿破仑法典》,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