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山植物气候室的建设构想

高山环境逐渐恶化,高山植物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阐述了在北京地区建设高山植物气候室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介绍了目前国内外较为著名的同类展室。提出在北京地区建立高山植物气候室的实施方案、建设目的等内容,并初步规划了主要植物的引种、收集原则和范围。     

示范型生态景观的产生、发展与实践

对现代公园绿地建设而言，景观设计不仅是为了获得视觉审美效果，更需要升华其精神审美内涵。示范型生态景观的出现，反映了景观设计师对当代生存环境恶化的反思与改良愿望，并将其付诸实践。文章介绍了示范型生态景观在城市环境危机下产生的背景以及生态美学基础，讨论了示范型生态景观的基本内涵，介绍了当代公园绿地建设中，景观设计师对示范型生态景观的实践，并探讨了这种实践随着城市变革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示范型生态景观将以其示范、教育宣传的作用推动公园绿地建设的发展。     

鲁迅与辛岛骁——读鲁迅《致辛岛骁信》

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岛驍的信。鲁迅与辛岛驍的交往,始于北京,终于上海。见面次数不算少,互相通过信,然而大多佚失,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载于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间一直未见汉译,直至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版,才见编录。     

关于《鸭的喜剧》的最初发表处

鲁迅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生活的寂寞感受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后来收在《呐喊》中。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说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 第八卷第十二号。一九七六年同一出版社出版的由51101部队理论组注释的单行本《呐喊》,亦沿用了这条注释。其实,《鸭的喜剧》的最初发表,却要比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妇女杂志》早上几天,即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六十九期《妇女评论》上,已经先和读者见了面。     

韦杰三的性别和生年——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一个误注

“韦杰三是女性吗?”当笔者提出这个疑问时,颇引起清华大学一些老校友的惊讶。韦杰三烈士怎么是女性呢！然而,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第202页《〈丙和甲〉按语》注③却写着:“指韦杰三(1901—1926),女,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

租界花园是中国近代园林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与地域范围内的产物,该文以租界花园最为集中的津、沪两地的十余座花园为例,就其规划布局、园林植物的应用、园林建筑小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中国近代租界花园的艺术风格与设计手法,并对租界花园的存在意义做出思考.     

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李菁《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的补正

李菁同志的《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刊1975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一文,为我们介绍了他最近从《阿Q正传》的日文译者山上正义的儿子山上晃一那里看到的鲁迅用日文亲笔写给译者的信札,和为译本作的校释的原件.他把鲁迅这一封信件全文翻译出来,从而提供了鲁迅的一封集外致日本友人的书简;述说了校释的部分内容,记叙了日译者的简单经历,和手稿的发现经过.这是极其有益的;然而,尚嫌不足的,是对日文译本《阿Q正传》这本书和他的编译者,却绍介不多,言犹未详,似应补充;说编者尾崎秀     

关于许钦文的“二次入狱”——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补注

鲁迅为了营救许钦文的第二次被捕,曾于1933年8月20日致函挚友许寿裳,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钦文一事已了,而另一事又发生,似有仇 家,必欲苦之而后快者,新闻上记事简略,殊 难知其内情,真是无法。蔡公生病,不能相凟, 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 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第216页注②中,关于“钦文一事已了,而另一事又发生”注作:“钦文一事,参看320302信注④。另一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鲁迅一生中,非常注重和赞扬优秀的日本文学,他曾经翻译过多种日本小说和文艺理论著述,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一年夏天,鲁迅先后译出了芥川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登载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这位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鬼才”,是大正(1912—1926)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就读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时,与友人一起重新出版了两起两落的帝大同人杂志《新思潮》,后来他和菊池宽、久     

记鲁迅的一次中日进步文学交流活动——兼谈鲁迅佚文《“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和《肖军简介》

鲁迅生前对中日进步文学交流作出了很多贡献,这里介绍的是一次不大为人所知的活动和两篇未经收集的佚文。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统治当局一度高唱什么“中日亲善”。当时日本的《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曾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初来到南京,与国民党文化机关商谈之后,转道上海,会晤了内山完造和鲁迅,希望鲁迅协助。对中日反动派的这种欺骗两国人民的障眼法,鲁迅表示拒绝,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