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江口县龙眉村为例

如今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也面临严峻形势。本文以贵州省江口县龙眉村土家族村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龙眉村村民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龙眉村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针对龙眉村存在的生态问题找出其成因。在最后一部分里,针对生态保护提出对策,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以解决民族地区生态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     

文学施为言语有效性的变迁及反思

在《如何以言行事》的系列讲座及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讲稿《施为言语》中,奥斯汀反复表明文学是无效的施为言语,并将它排除在其研究之外。奥斯汀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借鉴德里达、德曼、米勒的观点,从文学言语与日常言语、施为言语的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三个层面评析了奥斯汀的观点,论述了文学施为言语的效用,认为文学施为言语具有有效性。     

清代九关台同知考

雍正十年,为加强对内蒙古卓索图盟的管理,清廷于奉天府义州城设置九关台同知一缺,管理土默特左、右二旗民人户籍、田土及蒙汉交涉事务。这在深化蒙古地区统治的同时,亦将卓索图盟所辖五旗事务一分为二。初设之时,九关台同知居中驻扎,较为适宜。但随着局势变化,不仅政务变简,且距离辖地较远,治理难周。在调整衙署驻地无明显效果后,乾隆十三年,清廷最终决定裁撤九关台同知,将其原管之事务归并直隶塔子沟通判管理,从而使卓索图盟五旗行政隶属关系趋于一体。这不仅是清代辽西地区行政建置的重要一环,更对盛京和直隶二省的行政辖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图时代的文学审美建构

读图时代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传播形式和阅读方式,影响了受众的阅读需求,改写了阅读对象的生产过程、手段和形式。出版商、导演和作家纷纷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影视同期书是出版商对小说传播过程的策划,影视改编则是导演对小说再生产和传播过程的介入,电影化的想象则是作家对影视文学的主动介入。文学的真正出路是抓住小说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这一优点不放,在增强文学思想性的同时汲取影视媒体的新颖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拓展小说的艺术表达空间。     

试论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法律信仰的塑造

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社会公众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对象。在法治社会,信仰法律则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作为我国法律职业的主要承继者,法科学生更需要有坚定的法律信仰和高尚的法律职业道德。基于此,在我国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教化。     

从“铁屋子”到“纸枷锁”的启蒙之路——陈凯歌影片评析

陈凯歌的影片历来注重人性的启蒙,关注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下人的挣扎与渴望,展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从《黄土地》中无知的被启蒙者翠巧和《霸王别姬》中具有自我启蒙意识的程蝶衣以死逃离了无望的启蒙之路,到《梅兰芳》中梅兰芳蓄须抵抗为日军攻占南京献唱,并于日军投降后重新走上戏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凯歌影片中一条从被启蒙到具有初步的自我启蒙意识,再到自我启蒙成功的崎岖之路。     

自然人性与社会人性的“战斗”——解读克洛德自然人性的复归

克洛德的自然人性，宛若“天使”，在黑暗的“魔鬼”生活中熠熠发光。可是在压抑中复归的人性是畸形的，以至于克洛德用这种不健全的、变态的人性既伤害了他人，又毁灭了自己，终于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凉而凄惨的句号。他既是罪恶的社会和宗教的代言体，又是受害体。宗教禁锢人性的本质不言而喻。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权崇高匡谬

西方崇高概念本身带有男权偏见,而且倡导崇高论的两位主要理论家博克与康德都患有厌女症。从朗吉努斯到康德这一阶段关于崇高的理论历史表明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男性的支配感和征服自然的胜利感,二是将女性贬入美的领域并排斥在崇高之外。很多批评家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匡正崇高,其评论产生了许多新术语：女性崇高、物质崇高、家庭崇高以及母性崇高。所有这些批评家都共同地趋向自然,而不是疏离自然,而且她们都拒绝卷入有支配性的智力行为。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反思崇高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当代环境写作,有助于我们拒斥摒弃康德的唯心主义,从而使之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新型工具。     

清代八旗补放绿营武官问题探析

八旗与绿营,作为清朝的经制部队,因民族属性不同,在补用范围和选任方式上各异.但从清初开始,就有旗员充任绿营武官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本文按高级、中级与低级官员三个层级,分别论述其不同的补放方式,探讨清朝皇帝与各级行政机构在选任权上的划分.同时量化统计旗员补用绿营各级武官的比例,探究旗员补放绿营武官的成因,揭示统治者对绿营的统治方式,以及时代的兴衰对武官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