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对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研究

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社会管理主要应从重政府管理、轻公众参与向政府负责和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制、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和共同治理协调转变;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依法管理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转变。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转换方式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作者提出了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相应对策建议。     

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发生了一些特大重大恶性案件,使大学生犯罪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大学生犯罪原因的分析,应涵盖大学生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原因＂、＂个体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等四个主要原因。     

近代欧洲文献中的“京广大运河”——中西交流史中的京广水陆交通线

18世纪德国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康德和赫尔德在论述中国时,都曾提到中国的"京广大运河"或京广水路。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一条确实存在的京广水陆交通线。这条路线由京杭大运河、黄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北江等多条河流和湖泊构成,从北京至广州,中间只需在赣粤边境短暂改行陆路通过梅岭。17、18世纪间,这条京广水陆交通线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陆学艺的社会建设理论概述

陆学艺的社会建设理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社会建设理论可概括为“十论”：社会主要矛盾论、社会建设重点论、社会建设目标论、社会建设任务论、社会建设阶段论、社会建设动力论、社会建设推进论、放手发动群众论、历史眼光和放眼世界论、社会学者责任论.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从踏歌看唐代中外娱乐风俗

踏歌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歌舞娱乐游戏活动,由于其动作简单、即兴歌舞的游戏特征,所以在古代各文明区域大都很早就出现并普遍形成了踏歌娱乐的风俗.然而,在中古时期,踏歌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得到广泛流行与传播,却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有密切关系.汉唐时期,由于对外交通孔道的空前畅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力地促进了踏歌活动的兴盛与繁荣.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