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到《逻辑基础》——王路教授访谈录

现代逻辑作为一门科学,自1935年金岳霖出版《逻辑》而得以系统地引进国内以来,至今已经85年了。访谈围绕逻辑教科书的主要内容、逻辑教学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讲授现代逻辑基础的方法,探讨了王路教授的《逻辑基础》对《逻辑》中的理念的传承、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意义、普及和传授现代逻辑的种种可能途径。     

发问的结构会有“存在”的位置吗？〗——对《存在与时间》的一个质疑

海德格尔在探讨"Sein"之前,谈论了发问的一般结构,从中得出三种结构性的要素,然后准备着手从这三种结构要素的角度进而谈论关于Sein的发问。在这一过程中,对照一般的发问结构和关于Sein的发问结构,海德格尔指出,前者与认识相关,依赖于对Sein的领会;后者则既对Sein发问,又依赖于对Sein的领会。二者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反映出Sein的问题的独特性。本文指出,无论是在一般发问("是什么?"),还是在关于Sein的发问("‘是’是什么?"),都没有"存在"的位置。海德格尔关于发问结构的探讨清楚地表明,他所说的Sein乃是"是",而不是"存在"。     

读不懂的矛盾律——与中译本《形而上学》商榷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矛盾律的表述中,核心概念乃是"是",而不是"存在"。矛盾律的正确表达应该是"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而不是"一事物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的相关论述中,"存在"这一术语的采用给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带来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仅涉及对矛盾律本身的理解,而且涉及对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的理解,同样牵涉到对西方哲学中being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研究西方哲学,应该以"是",而不是以"存在"来翻译being,并且把这贯彻始终;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蒙牛多年公益善举究竟值不值？

2008年9月11日媒体关于河北三鹿奶粉中含三聚氰胺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奶制品安全的密切关注。“三聚氰胺”事件对中国乳业而言不亚于一次地震，整个乳制品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乳业巨头蒙牛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来自各方面的声讨也是毫不客气，这与多年来一向以公益、慈善、责任、爱国等形象示人的蒙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蒙牛长期塑造的品牌形象一朝崩溃。     

论“真”与“真理”

论“真”与“真理”王路本文认为，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是“真”，而不是“真理”。然而，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解释西方语言中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一词，由此导致我们...     

高校师生网络互动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随着网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笔者利用自编的《高校师生网络互动问卷（学生版）》对615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师生网络互动方式由多到少依次为QQ、QQ群、空间或博客、E-mail、微博、微信、BBS;总体上,高校师生网络互动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情感依赖性、互动有用性的得分最高;不同性别、专业在网络互动四个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不同年级在互动有用性上差异显著,大四学生的得分最高,但在其他三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蒙古汗国及元代大漠南北汉官情况简述

元代有一个制度,即“郡县之守令,例以归义效顺者为之”,但“仍选蒙古人一员钤压其上,谓之达噜噶齐”。(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启用“归义效顺”的汉人在大漠南北地区为官,始于成吉思汗1207年征西夏、攻兀刺城时。适有一名为谢睦欢的汉人,因逃兵乱住于此城,和守城主帅颇有交往,成吉思汗兵至,谢睦欢乃说服守城主帅向成吉思汗投降。成吉思汗对谢睦欢很器重,命其随侍窝阔台左右以备咨访。此后成吉思汗在征战中     

蒙古汗国及其前期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

蒙古汗国是蒙古族那颜阶级(贵族)于十三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军事封建政权。这个军事封建政权的建立是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军事封建政权建立后,对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概括地分析一下蒙古汗国及其前期蒙古族社会的畜牧业经济,对我们全面了解十三世纪前蒙古族的社会状况是有益的。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不要买椟还珠——前、后《赤壁赋》小议

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是生平受到的第一次最大的政治打击,但文学方面却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苏辙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栾城集·墓志铭》)。事实确乎如此。试取前、后《赤壁赋》读之,便不难看出,这个时期,苏轼突破了宋文把描山绘水附庸于议论说教的藩篱,而使之成为独立的情景交融,寓哲理于形象,融诗、赋、散文于一炉,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而且更加体现了他“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春渚记闻》)的挥洒姿肆的文风。罗大经叹《赤壁赋》为“文章之绝唱”,并说:“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鹤林玉露》)前、后《赤壁赋》有明显的取法《永州八记》的痕迹,却深于柳文。惜乎古今不少学者论及二赋,多从艺术手法上肯定,至于思想内容则多认为消沉悲观。对此,我持不同看法,兹略加陈述,就教于海内外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