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县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着眼全局,把工业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公安县工业经济的现状,显然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近5年来,全县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由1998年的18.4%、5.9%,提高到2004年的21.7%、6.1%.仅从数量上看,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工业发展、财源建设与大幅增长的财政支出和社会需求相比,显然存在较大差距.未来五年我县工业税收如不能以18%的速度递增.宏观上分析全县工业经济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金融机构反洗钱成本分析及对反洗钱监管的启示

本文利用传统的成本分析工具,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所面临的成本进行了分析,构建了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行为模型,得出了有关的反洗钱监管启示,最后结合我国实际给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是: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行为最终会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其每增加一单位反洗钱措施所付出的反洗钱运营成本及业务损失等于减少的处罚成本和声誉成本,此时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总成本最低;任何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成本变化的因素,都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行为.     

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冲突解决机制的选择——以不动产登记纠纷为例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交叉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已日益突出,由于缺乏统一的运作方式,给审判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摒弃程序选择之争,通过寻求行民"融合"来化解行民冲突,使行民交叉纠纷案件得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对于提高诉讼效益、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保障司法裁决的统一意义重大.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反洗钱监管行为研究

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反洗钱监管一般激励监督模型,分析和探讨了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最优激励和监督水平问题,揭示了影响反洗钱总收益的主要因素,并得出结论:反洗钱监管中的最优激励水平、监督水平并不完全由监管机构自身的主观愿望决定,还受到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风险规避度、反洗钱工作成本等因素影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激励水平要能够完全覆盖金融机构付出的反洗钱成本,而且反洗钱净收益不会小于金融机构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带来的收益;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改进和完善反洗钱监管理念和方法,降低反洗钱监管难度,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努力水平.     

基于企业税负视角的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研究

我国银行信贷具有较高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税收负担过重所引起的企业内部融资比例过低、负债率过高导致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因此,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途径之一是政府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内部融资比例.对企业减税的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率或是扩大应纳税所得额扣除范围的方式来实行.     

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分析

本文利用詹森和麦克林 (1976 )的分析框架 ,对上市公司管理者只拥有极少比例股权或根本不拥有股权时的代理成本进行了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 ,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情况。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由三部分组成 :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剩余损失 ,代理成本的大小决定于管理者的嗜好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约束管理者行为的效率。相对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 ,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大得多 ,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 (表现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经理人员有效激励的匮乏 ) ,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中 ,剩余损失过大是代理成本高昂的症结所在 ,剩余损失不但表现为管理者倾向于更多的在职消费以及管理者因股权份额偏低 ,经营动力不足所带来的公司价值下降 ,还包括管理者在缺乏有效约束后 ,通过侵吞、转移公司资产等非法手段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在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里 ,后一种情况所导致的代理问题在公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定位及立法模式选择研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定位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依托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使其丧失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程序的设置应当与纠纷的类型相适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目的和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客观上决定了建立价值与规则同一的相对独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更为合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属于民事诉讼程序群的一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立法有必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近期可采用内置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模式,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当其具备较完善的立法体系内容,且立法时机成熟时,可单独制定特别程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