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

本文围绕关于克隆人的伦理问题这一主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阐述了克隆人实验所面临的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 ;然后依照人们之所以要求克隆人的四项理据来具体分析克隆行为是如何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的 ,如他的惟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 ,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将受到限制 ,其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自主性、自决权及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将遭到无情的否定 ,从而得出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的结论 ;最后从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 ,引发出对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的重要功能和神圣使命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索。     

扶贫济困的伦理探讨及法律定位

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关社会财富的正义分配的问题已成为政治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具体表现为如下的争论:国家有没有权利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式将富人合法获取的财富的一部分提取上来,然后作为社会救济金再转发给贫困的人,从而使本属道德范畴的扶贫济困的行为法规化,即以强制性的方式实现社会的道德理想?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应用伦理学性质的争论,因为它恰恰涉及到作为应用伦理学最根本特点的有关伦理道德的制度化、结构化、法规化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应用伦理学中的一个跨学科的争论,因为它不仅涉及政治伦理,而且也涉及经济伦理(…     

辛格是怎样将“人”消解了的——兼论堕胎、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对应用伦理学的一些典型论争所引发的有关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研究 ,是当代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就属于这样一种核心概念。医学伦理学中有关堕胎、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都涉及“人”这个概念的定义。辛格在其名著《实践伦理学》中消解了“人”这一概念 ,挑战了传统观念中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指出人的生命权利以及对这种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并不取决于宗教或直觉上的准则 ,而是取决于他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特征与需求。他的这一论断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对生命伦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伦理学前沿探索中的人权边界

问题研究是哲学创新的突破口,是新哲学理论的催生剂。《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栏目高度关注哲学的问题研究。2006年以来,我们先后编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两篇评论性文章;2006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与《学术界》共同召开了“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学术研讨会”,倡导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重大的时代性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以自觉的问题研究推进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专题文章是参加会议的学者对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思考路径、未来前景的深入思考和进一步探讨。其中,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衣俊卿教授认为,哲学在重大文明转折处总要捕捉新问题,探索新范式。新时期的中国哲学捕捉了新问题,却忽略了范式的转换。因此,应首先关注哲学范式的问题。哲学创新的关键是以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替代抽象化的意识哲学范式。同济大学哲学系孙周兴教授认为,“哲学”完成了,我们面临“后哲学”的问题。哲学批判,文明对话或交互文化沟通,以及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筹划构成“后哲学”的三大主题。后哲学的思想的前景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直面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这两大现代性难题。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主张面对新挑战的儒家伦理要从“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以获得“出场”资格,就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境做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样,儒家伦理的合理性才能得到准确说明,其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甘绍平研究员认为,宪法规定的保护人权的原则由于其高度概括性,难以在现实中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导。因此伦理学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精准地确定人权概念的内涵,清晰地勾画人权准则适用的边界,从而为人权保障提供理论依托、逻辑论证和论据支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俞吾金教授认为,当代美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为什么需要美?”当代人的主导性审美需要不再是加剧其异化、紧张和冲突的生存状态的悲剧美学,而是通过轻松、俏皮、滑稽和幽默消解异化、紧张和冲突得以形成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喜剧美学,以使当代人从精神上摆脱并超越其生存状态。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郭贵春教授提出应将“语境”构建为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基点和新的理论生长点,认为“语境”因其普遍的思维特征而成为构造世界的新的“根隐喻”。作为根隐喻的“语境”平台的构造,其核心是形成科学哲学的“语境”研究纲领。这是科学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今后,本栏目将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学术评论,欢迎商榷、批评、讨论。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知识-信息社会在增进人们的自由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人的自由构成严峻挑战的现象:有些知识能够造成限制与损害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乃至毁灭整个人类的严重后果;有些知识可以被少数精英有意垄断和肆意利用,成为支配和控制广大受众的重要工具。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导致行为主体很难达到对全面的、整体性的知识的掌控,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的常态化状态,因此,其自由自主的决断能力也就大大受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决断之基础与依靠的知识-信息拥有权,就构成新一代人权诉求的努力方向。人们唯有尽最大可能地拥有掌握客观与主观世界真实和全面的知识-信息这样一种能力,自由才可以预期。     

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理念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它是人权理念的最高体现。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由于利益损失可事后进行补救或赔偿,故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集体利益而暂时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是完全合理的。但生命则不同,人的生命是惟一性的、一次性的、不可逆的,生命的代价是无可补救的。对于任何人来讲,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是无限的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终极性。在生命价值之间,没有可比性,因此不能说多数人的生命高于或贵于少数人的生命。这就决定了即便是为了营救更多的人,也不得主动故意地杀死少数无辜的人及危险共同体中的个别人;同时也决定了在遇到生命权的冲突时,社会既应允许当事人做出自我牺牲,也应允许拒绝这种牺牲,实施自救。这就是站在以人为本之基点上的有关生命价值终极性的道德论证。     

功利主义的当代价值

功利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将快乐、安康、福利看成是唯一的善,因此功利主义被视为享乐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态,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相应的主要代表人物,功利主义有其致命弱点,但它的产生也有社会历史意义,它所提供的以整体和未来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快乐原则和感受性标准为内容的道德智慧,在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代伦理学中利他主义的地位

一种适用于广博的陌生人社会、对每一个人都平等有效且不受空间或情感距离影响的稳定持久的利他主义,即能够体现道德原则普遍性特质的利他主义,不能奠立在缺乏坚定性、稳定性和可靠度的情感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能表现为行为主体纯粹单方面的无私付出——所谓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在宏大的匿名环境里,善意、仁爱、团结的利他主义倾向往往并不呈现在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直接的行为动机上,而是渗透在作为社会框架性条件的有控制系统和制裁机制的制度设计里,体现在能够使善好的道德意图转化为对逐利的战略性举措的行为激励上。这样一种对等性利他主义,能够产生出人际互相的行为期待的可靠性,让道德的规范性依靠制度和激励走入现实并发挥其应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