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转型到家庭发展∶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对全国多地的田野调研,李永萍的《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一书以现代性进村作为背景,考察了农村家庭变迁与农村老年人危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家庭社会学研究在突破既有研究视角上的新动向和新气象。该书首先明确了农村老年人危机议题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归属,对当前主流的经济视角即老年人贫困问题、社会视角即老年人留守问题和价值视角即农村伦理性危机三大视角进行了批判,通过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之中引入家庭这一中间因素,为家庭社会学的介入提供了依据。接着,在唯实论家庭观的指导下,该书创造性地提出要将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从目前的家庭转型转移到家庭发展上去,研究家庭转型过程,考察转型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发展的目标推动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取代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转型家庭的基本特征,并在家庭资源的配置、家庭权力的运作和家庭价值的实现三个方面的巨变中体现出来。最后,该书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出现与农村家庭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巨变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也呈现了农村老年人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即在功能性家庭之中,老年人如何安身立命?     

按揭型凯恩斯主义：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财政社会学解释——读普拉萨德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

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中,普拉萨德基于历史导向的财政社会学视角,构建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需求侧理论,对美国整体上的极其富足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极度贫困这一悖论现象进行了学理分析。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并不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缺乏,而是由于政府干预的方式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效力,尤其是具有累进特征的税收制度和高度依赖信贷的金融制度,推动着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消费而非投资,使得美国与具有弥合社会不平等价值取向的“福利国家”越来越远,在推动经济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日益严峻。普拉萨德的开创性研究对于我国财政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绩效分析

本文利用现有统计数据,较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诸方面的变化。通过纵向对比,我们发现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但是,通过横向对比,我们也发现西部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继续实施并进一步完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使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步伐。     

“郊区社会”的兴起与城乡关系的新变革

在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探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及其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和“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而现代社会和“城市中国”又尚未到来,中国社会处于“郊区社会”日益兴起的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郊区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构成、形成机制、特征和功能。“郊区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不仅具有社会实体的指向性,而且是理解我国城乡关系的一个新范式。     

通过婚姻的养老：家庭政治变迁与农村养老责任的代际重构——基于晋西南F村丧偶老年人的调查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推动中国养老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农村丧偶老年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方式实现养老目标即“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日益增多。本文基于晋西南F村的田野调查,呈现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运用家庭政治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揭示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形成机制和深层意涵。“通过婚姻的养老”是在社会转型和家庭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成员围绕养老责任分配进行博弈、斗争、妥协等互动的产物,是家庭政治从父代主导型向子代主导型转变过程中,农村丧偶老年人为应对“子代弃养”的现实而进行的一场群体性“养老自救”行动。这种以养老为主要目标和以交换为核心机制的农村丧偶老年人再婚行为的功能并不在于揭示了某种可重复的、恒久的价值,而在于完成了某种不可重复的、一时的任务。需警惕其转变成为在婚姻自由的宏大叙事下对农村丧偶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丧偶女性进行另类控制和物化的过程。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中国"新医改"的实践逻辑 ——基于三明市和厦门市的医改调查

自2009年中央政府启动"新医改"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改革实践亟须学术界做出学理上的概括、分析、总结和评价.本文基于对"三明医改"和"厦门医改"的实地考察,通过构建"存量医改"和"增量医改"的基本框架,探讨了我国"新医改"的实践逻辑及其生成机制."存量医改"和"增量医改"的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概括全国各地新医改的多样化实践,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理论创新.各地对"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的不同侧重,体现了我国医改的复杂性和各地情况的差异性."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的辩证关系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客观发展规律和新医改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田孟（土家族）我的弟弟叫田树，是我么叔的孩子，他今年农历八月才满两岁。额宽脸圆，身材墩实。大眼睛、高鼻梁，两耳招风，一对浅浅的酒窝在笑起来的时候给人一种亲近的滋味。他笑的时候多，哭的时候少。奶奶和爷爷常说，田树性情温和，将来处理人际关系是没有...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定点再分配行为。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表明,其实施主要经历了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运作模式的演进。这三种模式虽然能吸引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积极参与增减挂钩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会不同程度地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可能将增减挂钩项目惠及全部或大部分村庄,带来新的不公平和权力寻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