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农户协商定价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在农地使用权物权化流转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地流转供求模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农地流转农户协商定价的市场机制。研究发现：（1）在既定的影响因素下,转入方的市场势力将会导致流转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下降,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效率。（2）在既定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不变时,不管转入方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外生影响因素对流转交易均衡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方向都是一样的,最后为农地流转市场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     

创建企业职工心理学构想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解放的关键,首先在于人的解放。研究企业里的人——职工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企业生产力,增强企业活力发挥巨大的作用。然而,企业职工心理学的研究,目前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研究和建立企业职工心理学这门学科很有必要。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农户水稻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3县306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铅山县、新干县306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选择土地转入实施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水稻种植年数、农地流转经验、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农技员指导等因素对农户选择规模种植没有显著影响.农户文化程度、是否科技示范户、农地流转租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无机械设备或牛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对农户规模种植的决策行为影响较显著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定量测度和比较了我国30个省、区、市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是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统一体,是提高农户获得感的根本保障。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指数在省际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带来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梯度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指数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富裕层面,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省际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指数存在较为明显的"门槛"效应。在农村居民精神生活富裕层面,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省际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但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富裕对其精神生活富裕的影响较为明显。     

农社利益联结与农户信贷满足度

有效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促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农社利益联结对农户正规信贷满足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普通社员农户,具有农社利益联结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且在相同利益联结条件下精英社员相比普通社员的信贷满足度更高。从作用机制来看,农社利益联结程度越深,越能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且能使农户更加及时地归还贷款,从而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需要强化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联结,防范空壳合作社的虚假联结,推动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信贷,依托农社利益共同体降低农贷的“精英俘获”,加快农村金融普惠促推乡村产业振兴。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最优互助金规模研究

基于四川省两类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微观信贷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回答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最优互助金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信贷收益与互助金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人均成本与互助金规模之间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二者共同决定了互助金最优规模区间。独立社和内部社的互助金规模在1500-2800万元的区间范围相对合理,能有效的避免互助金规模扩大与社员内部“软约束监督”引致风险防范的两难困境。这一决策图谱对于指导农村资金互助社依靠其内生动力进行可持续保本微利运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县域经济与金融服务发展研究——以怒江州为例

在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县域金融服务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是调节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杠杆,其服务需求已经覆盖了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怒江州县域金融服务由于受到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等诸多客观因素制约,导致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居民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县域金融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县域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着力解决县域金融服务供需矛盾问题,将有助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为怒江州县域经济跨越发展保驾护航。     

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测度及其时空演变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构建"共同"和"富裕"维度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TOPSIS"法从农户个体和省域层面测度了2008-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水平,采用核密度函数估计、Moran’s I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刻画其时空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体划分为生活福祉优越型、生活福祉满足型、生活福祉温饱型三类;不同省份之间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且随时间的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呈现出"东强西弱、南高北低,华东为龙头,华北、中南为两翼,东北、西南、西北作尾翼"的空间分布格局。重视不同省份之间居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差异,特别是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足需要与生活环境宜居有效协同,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推进从"共建"→"共享"→"共富"的生活质量提升策略,并妥善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质量改善。